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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这仅有的“三代”，其它的全部被忽略了？比如三星堆文明在偶然发现之前我们就毫无留意，直到他们的青铜器竖立在我们眼前我们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支文明。修族谱的习惯是否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难道三星堆人仅只是因为没有修族谱的习惯才被中国历史忘记了？

至今在中国境内哪个民族依然具有这个顽强的修族谱的习惯，是仅只“客家人”有此传统，还是其它的民族也有此传统？他们是相互学习的这个传统习惯还是自古就有呢？另外，在中东具有修族谱的除了犹太人还有其它民族吗？这些问题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我们的历史实际上有可能是被一个喜欢修族谱的家族给夸张填充了。

在《锁定两海》一书里我怀疑“夏甲”就是“客家”，至今客家人也有记录家谱的习惯，比如今天南方赣州的客家人竟然可以记录到从1700年前河南颖川南迁的详细事实。当然，中国几个圣家族的族谱就更清晰了，比如孔孟家族。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其它的国家民族有此习好。犹太人的家谱能力倒是不用怀疑。中亚一些国家似乎也一样有类似传统。

由于缺乏文字，夏朝实际上并没有留下来任何文献，所以有关夏朝可谈的很少，只有传说。而这些传说在中国并未得到有效的清理以区别于真实的历史，估计要很久之后我们才可能继续对夏继续说三道四。尽管中国人喜欢开口就说“夏商周”三代，但实际上西方人并不认同有“夏”这个朝代，他们遵从的是科学原则，我们中国人认同的是情感原则，甚至神话原则，或者干脆就因为夏商周是同宗的，自古就是连同一体的，所以言我中华必从夏始。当然，或许中国人这样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据说“华夏”就是从“夏”开始的。

关注商朝（1）

有较多可谈的是商朝。

商朝公认的发源地是山东，时间则是大汶口文化之后的龙山文化。商文化或者说龙山文化逐渐向中原靠近，他们的都城一步步进入黄河中游。最终龙山文化与晚期的仰韶文化在中原河南融合。两种文化典型的混合承担者是夏朝。这个现象本身很有意思，或许它暗示了最初的某种联合，这甚至让我们无法判断夏的来路，在东西之间摇摆。

商更明显地指向了东方海上，然而近年来对于商墓中玉器来自西域的鉴定又一次使我们怀疑商其实也很可能采用两条不同的水陆道路，并且迂回了东西两条路线。

假如说周取代了商是由于宗教，那么我假设商取代了夏是因为一种职业性新势力：商业。

我们可以认为在大约3600年前海洋文明击败了夏所代表的内陆农业文明，而这个附带于海洋文化之中的是日渐发达的商业。

再继续进一步仔细分析，商朝内部也发生过大的变化。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商”与“后商”。甚至这个变化之大让许多人诧异地疑问：他们还是一个王朝吗？这个“结构”上的松散其实不由得让人想起来张光直先生对于商王朝政治格局的读解：轮流坐庄制。

张先生认为，可能商王朝并不是由一个统一的皇室家族统治，而是由几个大的家族轮流定期执政。这个说法我很欢迎，不仅给“后商”的突然变化做出了合理解释，而且还为我后面一个更大的假设提供了方便的背景条件。只是有一点改动的是，我假设这几个轮流执政的家族都是富商巨贾，实际上类似的形式在地中海东岸确实出现过。

张光直先生提出的商王的“轮流坐庄”假设是，具有统治权的王族共有十个群体，按照干（支）体系分为十个，每个群体中的王就以他们的群族来命名这个王。如武丁来自“丁”群。这个假设很有创意，如清朝“八旗”有异曲同工之美，也合乎逻辑，不过目前尚需要更多证据。

似乎从“后商”（大约3300年前）开始，发生了某种革命，其标志是甲骨文突然出现，使用龟甲的占卜大规模出现，葬俗也出现了大幅度改革。这些都意味着宗教与政治的剧烈变动。我甚至认为后商与周人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但周人或许为了真正的另立江山才彻底推翻了商人。他们之间有联姻关系是肯定的，但之间的真正关系如何，起码不能以封神演义那样的文学作品来论证，因为就这部只有几百年历史的文学作品看，周朝与商朝水火不容，不可能是我假设的更为密切的联系。

一种带隧道的王墓在后商开始出现，威望越高隧道越长，国王与亲王之间在隧道的数目上有明显区别。只有国王可以四条隧道，王室成员根据等级不同隧道的数目发生改变，在后世人们称其为“隧礼”。这一情况在中国封闭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