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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当以建康为根本。

建康本身“前据大江，南临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古代南京城周围山丘很多，如钟山、覆舟山、幕府山。孙吴最初建都于此，诸葛亮称“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晋室南迁，亦建都于此，其后，宋、齐、梁、陈频繁嬗代，但都不改旧辙；梁代经历“侯景之乱”后，改都江陵，但很快亡于西魏。五代十国中的南唐也建都于此；明统一全国后，也定都于此，后虽迁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为陪都。在近代，南京还作过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的都城。

南方赖以对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长江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将一片辽阔的地域联系起来。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阻挡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孙吴，兵至广陵，面对长江，不得不感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次年，魏主再次大举伐吴，见江水波涛汹涌，又感叹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两次亲征，都只得引兵退还。苻坚伐晋，以为自己拥兵百万，“投鞭于江。足以断流”，但终不能越长江而灭晋。

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顾祖禹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如果说长江的防御是纯被动的，那么，淮河则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意义。南方对抗北方，以守而言，则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广大地区作为纵深；以攻而言，则出淮北可以进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别是泗水，稍经开凿，即能连通黄河，从而使南方的力量能远投到黄河流域；而单守长江，则一处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多有论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如南宋吕祉言“江淮之险，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

故长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维，淮河之守重在内外呼应。

南宋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

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前人曾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

但眼下，青龙教既无江淮，又无江汉。反而云铮早已看出问题的关键，宁可不要云逸十万大军回援虎牢关，也要他立刻南下，夺取江淮。

伪朝现在的淮河防线是什么样子呢，大魏在淮河一线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以扼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寿春（今寿县）和钟离（今凤阳），在淮东，主要是淮安和盱眙。

淮河上游支流主要有颖河和涡河。颖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涡口。寿春正对颖口，挡颖河、淮河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挡涡河之冲。南北对峙之际，钟离与寿春俱为淮西重镇。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入淮之口曰泗口，或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在其附近，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这一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

寿春即今之寿县。淮河主要支流颖河在其附近汇入淮河。颖河为中原与江淮之间的一条重要交通线，颖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寿春正对颖口。自颖河或淮河上游而来之敌，必经寿春。顾祖禹称寿春“控扼淮颖，襟带江沱，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蔽。”另外，寿春一带，为黄淮平原的一部分，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屯耕。故其地利足以为战守之资。

战国末，楚失鄢郢之地后，东徙淮南，一度以寿春为都。西汉时，寿春为淮南王国都。淮南国地大力强，值汉廷削藩之余，怯不自安，遂谋起兵。伍被建议：“略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雉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