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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游江浙，移家杭州，淡泊功名不愿出仕。《录鬼簿》说他“神采卓异，衣冠整肃，洒然如神仙中人”，而且，“江淮之达者，岁时馈送不绝”，享有盛名。他的言情散曲以大胆奔放为显著特点，在他的作品中找得到“得遇知心，私情机密，有风声我怕谁”、“会云雨风也教休透，闲是非屁也似休偢”、“待私奔至死心无憾”这样人性猎猎的辣曲。《南吕·骂玉郎过感皇采茶歌·闺中闻杜鹃》是一篇温婉一些的杰作，写一个在“帘幕低垂，重门深闭。曲栏边，雕檐外，画楼西”的闺中少妇，恼恨“声声聒”“不如归”的杜鹃，她斥骂道：“我几曾离这绣罗帏，没来由劝道不如归！狂客江南正着迷，这声儿好去对俺那人啼！”将少妇对丈夫的怨恨和思念含蓄而活泼地尽透示了出来。

第八章　谁家的散曲　全元散曲简编（3）

维吾尔人贯云石也如曾瑞一样，是个思慕江南风物的文人，以至不惜称病辞官浪迹江浙。他的祖父阿里海涯是元朝的名臣，他本人荫袭过父职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又做过翰林侍读学士。在他的作品中已经找不出塞外西域的痕迹，却有北方豪士的飒爽英风和江南文人的飘逸之气，以爽朗见长。引他一篇小令：“新秋至，人乍别，顺长江水流残月。悠悠画船东去也，这思量起头儿一夜。”贯云石号“醉斋”，另有一位号“甜斋”的徐再思，作品比贯云石更考究。他的《水仙子·夜雨》是一篇名作。“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棋未收，叹新丰逆旅淹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写困于旅途的游子在秋夜思念父母追忆往事，将愁怀之长之深，通过雨打树叶、滴漏更声，用几个叠续的数字，渲染出来了，已经接近于词了。

张可久与乔吉并称为元散曲两大家，不仅在数量上，质量上也有很大的成绩，他们的创作体现着散曲创作的一种走向：由本色质朴日趋工整清丽。

乔吉自称“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称自己的落拓漂泊生涯为“批风抹月四十年”。他的散曲形式整饬、节奏明快，在语言上着力锤炼，有“蕉撕故纸，柳死荒丝”这种有尖新感的句子。他有清雅终篇的作品，但更善于将工丽的雅语和俚语俗语捶打成一片。如《水仙子·忆情》：“担着天来大一担愁，说相思难拨回头。夜月鸡儿巷，春风燕子楼，一日三秋。”再如《满庭芳·渔父词》：“秋江暮景，胭脂林障，翡翠山屏。几年罢却青云兴，直泛沧溟。卧御榻弯的腿疼，坐羊皮惯得身轻，风初定，丝纶慢整，牵动一潭星。”满篇是雅词勾出的美景，中间两句“卧御榻”“坐羊皮”的嬉笑褒贬，一扫可能的板滞，使全篇皆活，这是他不掩江湖气才营造出的“奇丽”。张可久则更有意地以词为曲，除少数作品外，他一般力避俚俗语汇，更多地化用诗词语境，追求清雅和蕴藉。

张可久有许多佳构，有的像诗，如“猿啸黄昏后，人行画卷中”、“雪岭谁家店，山深河处钟”，颇像五律。更多的像词，如“云冉冉，草纤纤，谁家隐居山半掩？水烟寒，溪路险，半幅青帘，五里桃花店”，萧疏自然。再如，“老梅边，孤山下。晴桥螮蝀，小舫琵琶。春残杜宇声，香冷荼蘼架。淡抹浓妆山如画，酒旗儿三两人家。斜阳落霞，娇云嫩水，剩柳残花”，都是借洒洒落落几笔，涂抹出一幅如同时代倪瓒、王蒙等画家的“文人画”，意境悠远，意趣盎然。

除开山水和风情，元曲里也有触及甚至直击社会和现实的，只是比重小一些。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是经常被称引的短篇，写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能够将王朝的兴亡与百姓痛苦相关这一处把握得到，立场是相当的高远了。对于做过高官的张养浩（他做过监察御史、礼部尚书）有这样手眼，也是难得了。刘时中有两部长篇套曲，题目用曲均相同：《端正好·上高监司》。一套用十五支曲组成，写饥荒之惨，一套由三十四支曲组成，写币制之乱，都是用口语完成的社会性的画卷，但作者把它作为“说帖”“条陈”来写，如前一套立意歌颂官方救灾之“德政”，后一套列举了许多改革方略，词汇过于直白，粗糙堆砌，艺术性较弱。

唐诗宋词让我们敬仰的，首先是李杜、苏辛这样的大家，他们以其作品创造了诗体和词体的巅峰。在元曲这一幕里，恐怕只能排出一个集体阵容来展示。以量而言，马致远、张可久、乔吉是三大家，张、乔甚至被明人称为散曲中的李、杜，以质的丰厚深刻论，他们担当不起这种荣光。他们之所以获得这样的美誉，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比较的精致比较地逼近于诗词逼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