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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都赶上了自己，有人还超过了自己。他不只一次分析过：自己不如他们的地方，一个是自己的父亲当过半年多汉奸营级军官；再一个就是自己是地主家庭。他感到从参加工作以来，阶级斗争一天比一天紧，他怀疑这不符和实事求是。他深知这些话，不只自己不能说，就是自己的领导——省部级干部，如果说了这些，也会立刻下台。一个不对心，昨天的二号人物、亲密的战友，今天就成了叛徒、内奸、工贼。好像大祸也将降临到自己头上。他心里想：他父亲那年由民军投日本鬼子当了汉奸，一家人不用再东躲西藏，当时还觉着幸运。谁知现在竟成了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比如那三十亩地，对一家无劳力的寡妇孩子，七八年里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可是现在这些，都成了自己前进路上不可逾越的大山。真是“福兮祸所伏。”他知道这时只有努力工作，才是最好的、唯一的办法。

人心里想什么，往往都会表现在脸上。这脸上的心里话，领导还能看不出来？其实福增的领导也在为他暗暗着急，他心里想这么个能干、吃苦耐劳，为党工作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绝不能让他吃亏。他和机关直属党委书记指着福增的自传说：“李福增从上学一直到高中毕业，然后参加工作，都是清白的。一个寡妇供个高中毕业生也不容易。他爸爸，当伪军九个月，就被伪县长杀死。”又翻开一九五六年的肃反调查材料，福增村里党支部盖了章的，一张已经发黄的纸上写着：　李布云，一九三八年四月担任伪军大队长，一九三九年春节前被伪县长杀死。证明人李布星。他是李布云的远房族弟，李布星在此期间，曽是李布云的马伕，参加过他的丧礼。。领导沉思一会儿又说：“伪县长怎么杀他们自己人？”机关党委书记也若有所思的说：”鬼子汉奸杀老百姓，杀共产党；怎么……”福增的领导说；“你再找他谈谈，看他还能提供什麽其他线索，那时李福增才十一二岁，让他问问他母亲，只要有线索，不要怕费力，一定不要埋没了人才。“

自此以后，福增按照他娘说的线索，报告给党组织。他娘提供三条线索：一个是，原先跟他爸爸的护兵，当年跑出城投了八路，现在是荣军。第二个，也是跟着他爸爸的护兵，当年跑到福增舅舅的伪军里，当了小队长。解放后一直在家种地，他也参加过埋葬福增爸爸。第三个，也是从福增他爸伪军里跑出来，当了八路，现在是外省一个市里的区长。福增怕在张合成伪军里当过小队长的，说出自己舅舅是张合成，又怕说出自己在北京上学的费用是张合成提供的。只向领导提供了两条线索。调查材料的人，从区长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和李布星说的基本相同。还是不知道伪县长为什么要杀李布云？不过区长提出一个新线索，可以找当时县大队的领导调查，。那个荣军是个营级干部，他也说不出为什么伪县长要杀李布云？可是他知道当时的县大队长现在地址。调查材料的人回去后，机关党委听完滙报，又派出人员按地址调查——东北牡丹江、河北邯郸、广西南宁、江苏的南京。五个被调查人，现在都是级别不小的领导干部，有时不在，有时开会。调查人员跑了半年多，结果是：有人说，没记着有这回事。有人说，年头太多记不得了。不过他们又提出三、四个人可能知道这件事情。这一查，又是半年多，还是没有结果。在后一次调查时，当时的敌工部一个干事说，这事我当时听说过，伪县长杀了伪军头头，他们是争权夺利？，还是伪军头头要起义被发现？事前事后都没有人和我们联系过。你们想知道确实材料，到那里查查敌伪档案，那上边一定有记载。

照敌工干事说的去调查，一个多月就有了结论：李布云的死是敌人内部争权夺利的结果。组织部当然是不会把这个结果吿诉李福增的。其实，李福增从他爸爸死后不久，就知道那是场汉奸之间的杀戮。李福增只不过是为使自己享受无产阶级的待遇，而抱着侥幸的心理一博。现在这不用费心、不用费力、不担风险，在阶级斗争中，站在人上人位置的“烈属”梦落空，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吗

十六，三十亩地成了关键，福增不要良心也要当中农

其先，求不来，再求其次。现在，就剩下他舅舅张合成给他家买的，文书上写着李福增名字的那三十亩地了。要是没那三十亩地，　领导说过：按照政策可以定为中农。中农，那就是自己人。虽说不是响当当的，可也不至于让人看成“可教子女”，升职、升级虽走不到前头，也不致次次没份。李福增脑子好使，经过半个多月苦思冥想，终于自己又想出了个好主意：

把这三十亩地，说成是替舅舅家应得名。接着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