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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变化。”

为了论证他的观点，他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1988年10月，由巴西政府控制的国家钢铁公司所属的军用特种钢厂工人在厂区罢工，该厂在里约热内卢北部沃尔塔雷东达，是南美最大的钢铁厂。2500名愤怒的钢铁工人控制了厂区，要求提高工资，将工作时间从每天8小时减少到6小时。工人与当地警察的冲突不断升级，以至于不得不召来军队弹压。在争夺厂区的战斗中，3名工人被打死，36名工人受伤。巴西军方指责工人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城市游击战”，工人们为保卫国家给他们的职业和福利，用石头、莫罗托夫燃烧弹、铁棍和轻武器反击。直到1985年才结束了经过长达21年的军事统治，执政的军事长官对该大型钢铁厂的控制看得非常敏感，把沃尔塔雷东达市看成“涉及国家安全之城”，而且将城市市长由政府指定。弗雷林为我讲述这一切后，突然加了这么一段话：“差不多在那次流血罢工4年后，也就是柏林墙倒塌后，同是那些国家钢铁公司的工人们提出要求——是他们要求——将工厂私有化了，因为他们懂得，这是保持工厂的竞争力及让他们多数人保住饭碗的唯一出路。现在国家钢铁公司已完全私有化，并以一家主要股东的身份参加了对巴西其他国有工厂的私有化改造。”

弗雷林的谈话像一道闪电划过我的脑海：他说得太对了！柏林墙不仅是在柏林倒塌，它在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都倒塌了，几乎在同时对所有国家和公司都造成冲击。我们看柏林墙的倒塌主要集中在东方，因为它的戏剧性，后果也变得非常明显：一道水泥墙在晚间新闻中崩溃了。但事实上，类似的不明显的墙在世界所有范围内都垮了。世界各地所有的墙一垮就垮出了个全球化时代，使世界结合成整体成为可能。于是这就引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力量推倒了墙？或者像我的小孩问的：“爸爸，全球化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这样开始回答：冷战世界犹如一个广袤无垠的平原，但被无数纵横交错的栅栏、城墙、深沟和绝壁分割得支离破碎。在那个世界，有柏林墙的阻挡、有铁幕的间隔、有华沙条约、有关税壁垒和资本控制，不可能走得太远，更不能走得太快。在墙和栅栏的背后，国家可以找到许多隐藏的地方，以便保存他们独自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使他们能在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或第三世界中生存。他们有非常不同的经济体系，一个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一个福利社会的经济、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或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他们同时也保留形式多样的政治体制——从某种方式的民主体制到独裁或开明的权力主义到君主制和极权主义。不同的体制有不同的方式，甚至黑白分明，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墙在后面保护着他们，而他们要冲破这些墙也并非易事。

随着墙的倒塌，出现了三个基本的变化——我们如何通讯、如何投资、如何了解世界的变化。在冷战期间这些变化就开始形成并受到培育，到80年代后期才得到长足进展，并最终形成一股强大到足以将冷战期间建造的所有墙壁摧毁的旋风，使世界可能成为一个单一、完整、开阔的平原。现在，这个平原每天都在加宽，变得更平坦、更开放，将更多的墙摧毁，将更多的国家吸引。那也是为什么现在不再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而只有一个“快速世界”（一个宽阔平原的世界）以及“慢速世界”（就是那些被抛在路边、或有意选择通过筑高墙挖深沟与平原隔开的国家）的原因，因为他们觉得快速世界太快了，使人害怕，让人感到不公平，提出的要求太多。以下讲述它是如何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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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2）

技术民主化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曾告诉我关于1988年他在迈克尔·杜卡基斯总统竞选班子里的事。某天他被派到芝加哥城代表杜凯迪斯发表演讲。在芝加哥，杜卡基斯竞选班子派给他一辆车，车子里传出“你坐好了吧”的声音，像是电话里传出的声音。

“在1988年，我想，如果能在车内装有一个微型电话就好了，”萨默斯回忆说，“我可以给妻子打个电话告诉她，我是在车里给她打的电话。”

9年后，到了1997年，萨默斯因财政部的事而出访西非的科特迪瓦。他此次官方访问的部分内容是出席在首都阿比让河流上游一个村庄的卫生项目的奠基仪式，该项目由美国政府资助，村里正在打第一口饮用水井，外人只能用掏空树木制成的独木舟方可到达该村。萨默斯，这位从美国来的大人物，被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