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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个精彩的比喻：“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和谐世界”等许多目标都在彼岸。我们研究者论证“过河”到达彼岸的重大意义，花的功夫很多，但是“桥和船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好。

服务于中国国际战略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当务之急似应是解决“桥和船的问题”，尤其是加强对外经济战略、能源战略、环保政策等功能性问题研究领域，把传统的国家关系研究同越来越紧迫的功能性问题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在中美关系研究中，那种“是敌还是友”的战略定位问题已经没有多大实际政策意义。如果不深入研究人民币汇率、相互投资、贸易摩擦、军事互信、危机管理、气候变化等影响中美关系的现实问题，战略问题就无从谈起。

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需要摆脱西方“话语霸权”的窠臼，创造出“中国概念”和“中国话语”。中国学者发出这种呼吁，已经至少有20年了，为什么思想库和高等学府中的“中国话语”仍嫌太少？究其原因，我主要想到了两点。一是研究者对本国国情了解不够，特别是对于国家对外关系中的现实问题和现实需要，仍然处于若明若暗的阶段，更很少有针对性地进行国内外实地考察。近年来，一些政府部门加强了同专家学者的联系和沟通，大大拓展了学者的视野，加深了对现实政策问题的思考，这肯定有利于“中国话语”的建设。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7）

二是本领域的知识积累原本就不够丰厚，各方面投入的资源（特别是财政资源）也不多，而一些专家学者忙于承担能够获取资源的指定课题，无暇顾及学术问题和战略问题的长远思考。当然，在国家急需研究的政策问题上，“命题作文”是必要的，但多数的社会科学创见和理论建树，出自于学者在各自领域不受干扰的长期耕耘。美国学者不时提出“历史终结”、“文明冲突”、“软实力”等虽有争议却影响很大的概念，而中国学者往往只做评论和反驳，鲜有自己提出创见，让西方人来评论。对于这一点，许多中国学者都不满意。但是需要看到，提出这些美国概念的弗兰西斯？福山、萨缪尔？亨廷顿、约瑟夫？奈等人，都是学术功底深厚而又有相当政治经验的学者，他们提出的概念和战略思想，首先建立在研究美国现实的基础和需要之上，同时又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他们都不是在承担指定项目中实现自己的学术创造的。所以，更多“中国话语”的出现，有赖于长期的学术积累，也有赖于学者提出有独创性、适合自己专长的研究课题，而不是过于重视“紧跟形势”的时效性成果，导致急功近利。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设计中，应当遵循学术创造的规律，大大增加个人自选课题的比重。

美国战略建立在一整套政治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其中既包括美国眼中的国际秩序原则，更包括国家治理原则（法治、*、*等）、商业和社会行为准则（公平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加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研究中国国际战略的价值观基础，不能停留在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强调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将使中国的国际战略目标与核心价值观更加具有普世意义和道德高度。和平共处和互利共赢毕竟只是国家之间如何和平地分享利益的问题。将可持续发展战略融入和谐世界理念，才可以超越国与国之间关系准则的高度，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和文化特性的同时，与“全球治理”的观念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追求找到更多相通之处。

结语

现阶段中国的国际战略，是以主权、安全、发展这三方面的国家核心利益为基础构建的。国际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对这些核心利益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哪里，在国际上应以什么方式和手段维护核心利益。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面临着视角转换，需要更加注重研究如何利用国际因素，趋利避害，促进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要构筑“中国话语”，就需要更多了解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解决实现战略目标的途径和方法问题，把重点放在“怎么做”上。

中国面临的国际机遇与挑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决定了加强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性，而这种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不仅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也必然建立在一些普世价值观的基础上。如何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文化特色的同时，寻求共同利益的价值观基础，也是国际战略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