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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国家能控制这些组织；或者这些组织能按照国家的意愿行事；禁止那些独立于国家而行动的平行协会的产生。这种社团主义被称为国家社团主义。因此；目标导向的和谐——追求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国家利益——就处于中心地位；显得特别重要。在东亚；这种社团结构——它在政治文化中已经有了历史的规模——在各自的发展进程中得以完成或者加强（日本、韩国、朝鲜、中国）。这种包含的程度随着改革的发展而增长；这意味着；政党之外的大量个人、社团和组织参与到协商和决策进程中的程度。在社会分化不断增加的条件下；例如社会分化随改革和开放政策产生；政治精英必须把外部的组织和力量纳入讨论和决策的进程中；以阻止片面的决策；或者防止政府与社会脱离。这种包含导致独立于党派的协会作用的增强；但不意味着直接的政治转变；它产生如下影响：政治光谱分化；与官方领域相对的社会领域空间扩大；政治的多样性增加；等等。这种包含在以国家和党派为一方、以社会组织为另一方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国家和党派所关心的是把这些组织纳入政治进程；以便提高社会内部的赞同度和支持度。这种纳入和统一的行为导致这些组织能够通过不同的联系结构和联系网络对政党和国家的政策产生影响。

中国和欧洲公民社会的历史背景与政治文化也存在差异。不仅在欧洲；中国也有社会自我组织的传统；这是公民社会进程发展的重要前提。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帮会、行会、宗教秘密会社、同乡会、寺院社会、家庭氏族或者秘密社会等。从历史上看；这些组织在中国也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调解人。这种社团部分重新成立；并作为利益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能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进行调解。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社团自然更多地受国家的控制；而且这种传统也延伸到现在。正因为这样；中国的社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在公民社会进程中的作用与欧洲明显不同。在评价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差异时；必须考虑这种政治文化上的不同。

同时，即使在欧洲；这种公民社会也不简单地是资本主义、城市化、社会动员或者经济发展的产物。它首先依赖于国家：国家反对或者支持它；促进或者禁止它；等等；而且国家一直试图通过社团将它统一起来。从中国来看；通过依赖于国家的组织和社团能够发展出促进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公民社会组织。其实；在谈论西方和中国公民社会的不同时；西方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概念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比如自由主义首先考虑的是个体、公民权力和社会宽容；而社团主义者则把相对于个体的集体和社会放在优先的地位。个体对公共福利负有责任；民众的团结比公民权力更重要；同时公民对社会和公共福利也要承担责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公民社会：现在与未来（5）

改革开放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影响

公民社会最早兴起于欧洲；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西方一样；中国的公民社会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公民社会进程的第一个前提是国家组织之外行动空间的产生以及社会力量的增长。改革开放是决定性的推动因素；改革导致了国家—社会的分离。自1979年以来；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国家组织从农村中退出；是社会力量增长的第一步。在“*”期间；国家控制能力的失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表现为农产品和日常必需品供给状况的恶化。首先在贫困地区；然后在全国；广大农民自发地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经营。当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家庭经营刺激了产量的提高并进而较快地改善了城市供应状况时；它在全国范围内就作为“农业改革”的纲领建立起来。就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看；如下几个方面的变化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是社会分化。集体工作组织的解散表明；家庭经营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在农业领域；大量的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不能进入国有企业就业；个体户即作为独立的商人或手工业者成为唯一的出路。估计有～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工作；他们进入个体领域和城市。农村手工业者、小商人和流动摊贩填补了服务业的空白；成为城市便宜的劳动力；同时成为形成和快速发展的私人经济领域的主体部分。该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终于得到中国高层政治领导的承认；并成为市场经济结构的基础。目前；90％以上的企业和大约50％的就业者主要在这个经济领域；他们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种发展导致了企业家群体的产生；他们不仅具有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