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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这个概念都不存在。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没有过完整的国际战略。从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的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战略，到20世纪60年代同苏联进行意识形态论战时提出的革命路线，再到70年代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是阐述相当完整、逻辑相当严密的、具有最高权威的国际战略思想。我认为，1977年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就其逻辑的完整性而言，在那个历史时期达到了国际战略思想的顶峰。

当然，改革开放之前的国内政策和整个国家发展方向，决定了当时国际战略所带有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当年中国的国际战略，从外延、内涵到表述方式，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战略思想的延伸。其明显特征，是将国内阶级斗争的分析框架运用于“国际阶级斗争”，目标相对单一，敌我友营垒分明。往往被今人忽略的是，虽然在今天看来意识色彩浓厚，但当年的国际战略是以推进跨越国界的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这些普世价值诉求不仅基于国家关系准则，更基于推翻帝国主义秩序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让全世界无产者和革命人民翻身求解放。它的逻辑起点是世界各国的“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同时强调国家的阶级属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大大丰富了。思想樊笼被打破，相关的战略研究、学术研究逐渐发达，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但是，却没有出现过去那种具有理论权威和一以贯之的逻辑的“重头”标志性国际战略文件。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当今理论家的水平不够，而在于作为国际战略根基的中国国家利益，在全球政治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已经多元化、复杂化；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也在重塑之中，更多追求中国特色而非突出人类普世价值。因此，国际战略不可能再沿用“一边倒”或“三个世界理论”那样的线性思维来构筑。

2006年8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坚持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统一，加强战略谋划和整体运筹”。同时，又明确了“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密结合国内工作大局，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加以推进”。这些论述，可以理解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总目标，或者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不过，对于如何确定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来自何方，又以何种方式和手段来消除威胁，最终达到战略目标，还是留下了思考余地。在现阶段，构筑更为明确的中国国际战略，核心问题在于确定各项国家利益之间的内在关系，统筹协调各个相关政策部门的不同视角。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3）

国家对外关系中的核心利益，至少包括主权、安全和发展三个方面。“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稳定压倒一切”，都是中国政府反复重申的原则。当然可以论证这几个方面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仍然会发生各项国家利益之间如何排列轻重缓急的问题，甚至在理论上也是众说纷纭。例如，有的论者认为如果不完成国家统一，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迟早会中断，因此国际战略不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而应首先完成统一大业；还有人强调，尽管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军事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也有一些观察家指出，金融安全才是真正的核心国家利益。一般而言，党和政府负责处理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国家统一、国内政治安全、外交事务的各个决策部门，都认为自己所主管的工作代表着国家的核心利益。如果这些都是核心利益，那么它们是如何合成的？是否有可能划分出首要次要，轻重缓急？

我认为，主权、安全和发展三大利益，缺一不可，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不同的紧急状态中，各项利益的轻重缓急是可能发生变化的。在外敌入侵、领土主权受到严重挑战或国家面临分裂的紧迫威胁（比如需要援引《反分裂国家法》使用武力制止分裂行为时），就需要暂时牺牲经济发展方面的利益。而一旦发生严重自然灾害、金融危机、公共卫生危机（如非典）等全局性的重大突发事件时，政府需要集中主要精力和调动国内外资源，用以处理“重中之重”的问题。在重大危机期间，其他方面的利益就只能兼顾。但是，既然在现阶段“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在没有出现其他方面重大危机的情况下，同经济建设相关的利益、事务，同中国经济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事实上处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且理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