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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或许也是在世界上被最为广泛地认识的原因）是在中国一边，此即中国多年来的不平衡的发展模式。第二，也因此，以更大的努力和更好的方略争取中美贸易矛盾的实质性缓解和中美贸易基本平衡的逐渐实现意义非常重大，它们不仅关乎中国的对外大战略，也关乎中国的总体大战略和基本发展方向；它们与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转变中国发展模式这一历史性的头号任务密切相关。第三，中美贸易矛盾这一经济问题确实是处在一个近乎决定性的和愈益更为宽广的政治环境之中，就此而言纯粹的经济论辩效用不大。什么叫“近乎决定性的”政治环境？这就是指政治远不只是由经济学家、大公司和商人决定；特别在美国，政治在一定意义上是由投票选举美国国会和总统的那些人决定，而在中国也有愈益重要的广义的公众舆论。什么叫“愈益更为宽广的”政治环境？这主要指中美贸易关系在美国被广泛地“政治化”，即出现了一种非常广泛的意象——几乎绝大部分美国人都将中国简单化地设想为世界工厂，大搞不公平贸易。持有这种意象的美国人太多了，要他们听从复杂的经济道理至少一时不太可能。第四，对中美目前的贸易关系（一种仍包含“谁得到较多”这一问题的互惠互利的关系）要有一项常识性的理解：哪个获益相对较多？哪个有着相对最为听似有理的抱怨？中美贸易关系的当前状态是否跻身于中国当前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环境之列？

中美关系基本透视和战略分析（3）

在军事能力发展问题上，中国既要坚持军事现代化和发展中远程投射能力，又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将军力发展置于国家大战略的总体框架内，更仔细地平衡主战略与次战略的关系、增长军事实力与消减不利反应的关系，在军事透明度问题上更精明地与美国周旋，争取促使五角大楼和美国防务知识界内的对华温和势力逐渐增强。中国还需要开始高度关注和努力缓解在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上逐渐突出的与西方国家的重要矛盾。与此同时，中国应当争取“赢回”在朝鲜问题上的主导或部分主导地位。中国还应当更主动更有效地推进东亚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体制的生成，高度重视美国在亚洲晚近得到加强、并且很可能继续加强的对华外交竞争，更积极更精明地从事这主要是关于造就朋友、赢得善意和加强柔性影响的比赛。

对于中国的大战略及其实践来说，特别是在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存在三大新近浮现的有相对长远影响的问题，它们在未来可以变得甚至更为显著。第一，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关于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不断重申的保证现在开始变得局部地“不相关”，因为它既依靠言辞宣示也依靠实际行为业已如此成功和有效，以致西方大多数“知情听众”（包括美国政府）实际上显然相信中国现在是和平的，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如此或至少大体如此；对它们来说，愈益需要的是中国关于自己“负责任的崛起”保证——同样既依靠言辞宣示也依靠实际行为的保证。

第二，由于美国的相对弱势，也由于从它在伊拉克和中东的巨大的战略　／　政治失败中学得的教训，第二届布什政府与第一届相比已变得远不那么单边主义；与此同时，它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越来越不满它们看来的中国“单边主义”（那与它们大致赞扬的中国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并存并行），例如在中国的反卫星试验、境外能源追求、非洲外交、对中西贸易矛盾和全球环保的态度、与“不良国家”间的密切关系或对它们的所谓过度姑息等方面。

第三，中国领导人似乎仍相信重申和强调“韬光养晦”能继续有助于世界对中国的和平意图和审慎态度放心，然而事实上“韬光养晦”现在已变成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最不愿听的中国话语之一；因为，这在他们的耳朵里越来越像“免费搭车”战略，规避当今中国应当也有能力承担的“责任成本”，对他们希望或甚至敦促中国去做的事情经久地不予表态。以上三点一言以蔽之：“国际责任”而非“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正在成为中国大战略问题的首要关键词。

中美关系眼下的短期图景如同长期前景一样是双重性的，其中的负面色彩比２００５年秋季往后的任何时候都浓重。自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７年之交以来，与此前一年多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最佳时候”相比，已有的和新起的猜疑和对立一直在变得引人注目。中美经济战略对话首轮大致未获成功，第二轮虽获一定成功但相当有限，仍不足以阻止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趋向在今后更加恶化；中国反卫星试验后，“中国军事威胁论”急剧再度勃发；布什政府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