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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正是奥斯威辛。人们提到这个地名，通常总是用的日耳曼语，它那刺耳的发音，我至今记忆犹新。

如果这些传闻并不纯属于苦难而造成的普遍的恐怖狂，那么奥斯威辛肯定就是一切恐怖的焦点——我的奥斯威辛，我小时候曾在那里上学，我的父亲曾在那里给我买过一辆自行车，我的全家有时曾去那里过安息日，听一个一个用意第绪语鼓吹复兴的传教士领唱圣歌；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座基督教堂的内部情景，第一次看到十字架上真人一般大小的基督像。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最终危险就是被遣送到奥斯威辛那个神秘可怕的集中营。那样，我脖子上的套索就会干干脆脆一下子收紧。但是，我们在这个小小星球上的偶然生存，不会按照这样一种富于艺术性的格局进行——这一想法确实给我不少慰藉——况且，我们和奥斯威辛之间远隔着一个大陆，而离西班牙和安全却只有三十英里路程。我依然相信，我们最后一定会回到家里；大难当前，最最要紧的事情就是保持希望，提高警惕，准备在必要时击败那些官吏和畜生，这需要勇气。

娜塔丽和她的孩子本来曾有机会逃走，但是由于她在关键时刻缺乏勇气，结果也陷入困境。我曾以非常激烈的措词写下一篇日记，记叙拜伦的突然来访，以及它的可悲结局。由于我的关系，娜塔丽和她的孩子如今落在这样一个日益险恶的可悲境遇，我为此感到的内疚更加深了我对娜塔丽的气恼。她一直不许我表白我的内疚，她总是打断我的话，说她是个大人，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对我毫无怨恨之意。

现在，我们处于德国人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已有一个星期了；我虽然依旧念念不忘，娜塔丽本该趁着那次机会，跟随拜伦一道离开，但是与此同时，我又更加能够理解为什么她不愿那样做。没有合法的证件，万一落入那些狼心狗肺的家伙手中，那将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对待他们的看押对象，任何警察都必须多少摆出一副严肃、敌视、冷酷的面孔；既要执行命令，他们就不得不抑制住同情之心。　过去两年之中，凡是与我打过交道的意大利警察或是法国警察——就此而言，还有一些美国领事——统统毫无可爱之处。

但是这些德国人则不一样。命令看来并不仅仅指导他们的行动，命令好似完全占据了他们的灵魂，不论他们的面孔或是他们的眼睛，都已容不下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人情理性。他们是牧主，我们是牲畜；或者，他们是蚁兵，我们是蚜虫。命令切断了我们之间的一切关系。一切。这真令人骇异。确实，他们那种冷酷空虚的表情叫我毛骨惊然。我知道，上层人物里有那么一两个“正派人”（盖瑟的说法），但是我这次并未碰上。我以前也曾结识过一些德国的“正派人”。而在这里，你只能看到条顿民族的另一副容颜。

娜塔而很可以跟着拜伦去冒一次险；象他那样机智勇敢的年轻人实在少见，再说他还有特别外交证件。只消猛然一下冲过火焰，也就万事大吉。如果她还是昔日的娜塔丽，或许她会这么做，但是她却为了孩子而畏缩起来。詹姆斯。盖瑟依然坚持（只不过，随着时日的消逝，他的自信也逐渐减弱），他对她的劝告是对的，最后的结局还是会不成问题的。我觉得他现在也开始怀疑起来。昨天夜里，在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踏着雪地去参加午夜弥撒的路上，我和他又把这件事情谈了一遍。他坚持说，德国人因为要在这场交易中尽可能不使他们的间谍暴露身份，所以不论现在还是以后，不论是对谁的证件，他们都不会过于仔细地检查。娜塔丽、路易斯，还有我，不过是三个有热气的活人，或许能换到十五名德国佬。能这样，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他们不会再另生枝节。

他认为重要的是，我应该把身份隐瞒到底。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和级别较低的法国人和德国人打交道，几年之时，他们之中谁也不会看什么书，更不用说我的书。他说证明我记者身份的证件不会发生问题，那些警察官谁也没发现我是什么“名流”，或者是什么重要人物，也没发现我是犹太人。考虑到这一点，他打消了有人提出的要我给旅馆里的人作一次讲座的建议。为了消磨时间，合众社的一名记者正在加利亚旅馆张罗一组演讲。他给我出的题目是耶稣——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几天前的事，要不是吉姆。盖瑟否决了这一建议，我是很可能会同意的；但是，自从我经历了那次午夜弥撒以后，我是无论如何——即使回到美国以后，即使有人出大价钱——也不会再以耶稣为题来作宣讲了。我的内心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至于这是一种什么变化，我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最近几个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