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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中肯定有很多故事。请总理谈谈，这些考察对您的决策有什么样的帮助？

*：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我确实加快了工作的步伐，经常下到基层，已经走了20多个省（区、市）。我跟基层的同志讲，我要跑遍各地，直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最后胜利。我下到基层主要办三件事情：第一是传递信心，第二是了解情况，第三就是研究制定政策。

“风起于青萍之末。”2008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我曾经讲过，这一年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国内国际不确定的因素多，因而决策困难。但我不是个预言家，我没料到5月份会发生汶川特大地震，我也没料到紧随着而来的金融风波袭击了中国。其实“五一”节我在宁波的时候，已经看到企业开始出现了一些困难。

忙完抗震救灾工作以后，从6月底7月初开始，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进行了密集的到基层考察调研。7月上旬的一天，我在无锡参观一家纺织厂。在车间里，机器轰鸣，什么也听不到。出来的时候，我跟厂长讲，咱们到屋子里去谈一谈。我们几个人就坐在一间小屋里，厂长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你来访贫问苦了，你要听真实情况，还是要听一般情况？”我说我当然要听真话。他就给我讲了企业碰到的各种困难。　。　想看书来

2009年2月28日中国政府网专访（4）

这些调查使我清楚地感到：国际金融危机的风波首先波及沿海发达地区，首先影响到外向型企业。年中我们在分析经济形势、确定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时候，已经改变了我们原来确定的方针。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开始降低准备金率，降低利息，提高出口退税率，以至后来到11月5日，正式出台应对危机、扩大内需的十项举措。

这些都是通过调研并精心论证研究的结果。现在看来，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出手还是快的，而且各项政策措施的力度也比较大，工作抓得扎实。后来通过不断地完善这些政策措施，形成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大部分都是从基层调研得来的。

现在，恐怕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就是4万亿投资了。其实我们一揽子计划是一个完整的计划，是一个统筹兼顾的计划，就是兼顾当前和长远，运用市场和宏观调控“两只手”，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案。

2009年9月21日和22日，国务院总理*召开三次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座谈会，听取经济、科技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国务委员刘延东，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出席会议。（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这个方案大体分四个方面：一是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包括结构性的减税；二是大范围的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制订；三是大力度的科技支撑；四是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四个方面是一个统一体，构成了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完整的方案。这是我们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的结果，也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新华社记者：刚才您谈到您下去考察的一些情况，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您讲的一句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时间赛跑，跑过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我们一系列政策出台得非常快。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当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一揽子政策计划就出台了。

*：我没有进行过统计，但是你讲的确实是事实。如果我们查一查那一段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几乎是每一周都在出台新的政策。这些政策都围绕着扩大内需、应对危机。比如家电下乡，后来发展到汽车、摩托车下乡。以后又制定了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购置税减半的政策。然后又实行了家电、摩托车、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我只举一个例子，我们加大了对农民的农机补贴，由2008年的40个亿增加到140个亿。这些政策都立竿见影，有力地扩大了内需，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新华社记者：人们注意到，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您出访和参加国际会议的次数比以往多了。在与世界携手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舞台上，请问总理，中国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这场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应对，必须加强合作，同舟共济，共同应对。你可能还记得，我在亚欧会议上曾经用六个字来概括，这就是：信心、责任和合作。

所谓信心，早在去年9月份我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时就第一次提出“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随后我们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