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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学家曼纳基（FriedrichMeinecke）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历史主义导致相对主义，实为一把双刃剑：它在为人们打开一个全新的理解历史的世界的同时，也在逐渐摧毁所有人性得以立足的稳定的价值和信念基础—最终一切都会卷入相对主义的迷茫中。曼纳基指出，针对历史主义，通常有两种“解毒剂”来对抗“相对主义毒素”：第一，将历史中某个时期设为范式，即“坚持将过去的某阶段树立为当下和所有历史过程的标准”；第二，“飞向未来”，即“靠未来，而不是过去，人们得以追求一个目标和目的，以此赋予事物和行动以意义”。50

建筑历史学家柯洪（AlanColquhoun）为这两种“解毒剂”提供过两个建筑案例，极有深意。对于后者—“飞向未来”，柯洪说，既然历史主义的根本观念之一是“发展”，那么在建筑中，这意味着在社会、技术发展的驱动下，建筑师应该持续创造新形式，以体现“时代精神”。柯洪认为一批现代建筑史家，如基迪恩、佩夫斯纳（NikolausPevsner）、班汉姆（ReynerBanham）等，都在著作中极其强调建筑先锋派运动这方面的特征。对于前者—将历史某阶段立为范式，柯洪以19世纪的维奥雷—勒—杜为例。他说当欧洲历史主义思想与浪漫主义文化运动联手，彻底切断了人们与古典建筑的稳固联系后，哥特式进而被树立为一种新范式，因为它不仅承载着浪漫主义运动中的各种诗意联想，还代表了一种区别于古典和现代社会的“有机社会”。在这种文化思潮中，维奥雷—勒—杜19世纪中后期的工作极为重要，他激进地扭转了法国“结构理性主义”的总体取向，将建筑文化的重心—不管是从结构上还是美学上，都极大地向哥特式偏移。在他的笔下，哥特式建筑是一个建立在结构和功能理性原则上的有机体系，其中每一个构件、每一种美学表达，都有其明确的结构和功能作用。维奥雷—勒—杜以一种极端立场，将哥特式建筑缩减为一套理性原则，塑造成一个理论范式（图9）。51

第31节：

在我看来，柯洪的建筑案例，有意思之处还在于，它们反过来说明曼纳基的两种“解毒剂”之间并不一定是截然分开的。就拿维奥雷—勒—杜而言，他将哥特式树为范式，实际上是将它总结为一个实用的规则和模式，可为当代建筑实践运用。维奥雷—勒—杜认为：与希腊和罗马建筑靠建筑实体传递荷载有本质不同，哥特建筑通过结构网络—一个由尖券、肋拱和飞扶壁等各种斜向支撑构件组成的、连续的三角形构架网络，将建筑荷载从上部平滑地传到地面。如果当代建筑师理解哥特的本质，那么他们在使用新材料铸铁时，就不应模仿石造哥特建筑的外形，而是利用铸铁的新性能，以全新的三角形空间网络来对哥特原则进行现代诠释—维奥雷—勒—杜的构想，实际上预见了20世纪中期空间网架的出现（图10）。换句话说，维奥雷—勒—杜在将历史树为范式的同时，也为“飞向未来”建立了起点。在这点上，我认为林徽因和梁思成对中国木结构的理论构筑，与之极其相似，我后面再探讨。维奥雷—勒—杜在布杂学院讲课时，因其极端言论和古怪美学被轰下台。但他关于结构和功能的前瞻性理论，对布杂思想的演变和现代主义建筑的兴起，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米￣花￣书￣库￣&nbsp；www。7mihua。com

维奥雷—勒—杜思想的直接传承者之一是舒瓦西（AugusteChoisy）。1899年，舒瓦西的《建筑史》（Histoiredelarchiteture）以结构—功能理性原则考察世界各大建筑体系，追溯它们如何在自己的地理、物质条件下，达到材料、结构、建造和功能的高度综合，如何又在后来因过度追求形式变化而脱离理性的本源，导致建筑文化的衰落。已在法国持续发展了两个世纪的“希腊—哥特综合”理想，在舒瓦西的书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该书以极大篇幅讨论希腊和哥特建筑。舒瓦西独创的仰视轴测图（对AugustePerret、柯布西耶和路易斯康产生巨大影响），将迪朗的类型学平面和维奥雷—勒—杜的结构理性主义结合起来（图11）。而且，图中将建筑体量描绘成均质材料堆积起来的实体，再配合独立、空透的柱子支撑，在概念上将希腊的实体塑造与哥特的框架结构紧密结合起来。52

总之，从17世纪晚期的佩罗和18世纪中期的洛吉耶长老，到19世纪中期的维奥雷—勒—杜和19世纪晚期的舒瓦西，法国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持续在哥特结构和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