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2/4 页)

高，类似生物进化的过程。在具体论述时，它往往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衡量各单位的先进或落后，提倡相互竞争与适者生存。对梁启超，以及很多20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家来说，这种学说极有吸引力，因为它既能解释世界局势的变迁、西方的崛起和中国的没落，也能成为他们宣扬民族主义思想、力图促进中国再次复兴的理论基础。3“进化”成为梁启超“新史学”中的关键词。他在《新史学》第二篇“史学之界说”中，以三个层层递进的定义来说明他的史学“新”之所在：史学是“叙述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换句话说，梁启超“新史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历史叙述，把人和社会进化的道理讲出来。在第三篇“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中，梁启超再次强调历史进化和人种进化的直接联系：“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梁启超进一步说，在各人种中，那些“非历史的”，即不会总结自己历史的人种，就只能被其他“有历史”的人种排挤。4总之，梁启超深信，在民族—国家的进化过程中，史学的发达起着巨大推动作用。此时，梁启超推广的主要是进化史观，尚未将进化论发展到历史研究方法论的层面上。

这里我插入一个有趣的问题：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写作中常有一些生物体隐喻，是否可直接理解为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呢？比如，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介绍中国木构建筑时，口气就像达尔文在讲某个“物种”的起源和进化：

中国的建筑是一种高度“有机”的结构。它完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孕育并发祥于遥远的史前时期；“发育”于汉代；成熟并逞其豪劲于唐代；臻于完美醇和于宋代；然后于明代初叶开始显出衰老羁直之象。虽然很难说它的生命力还能保持多久，但至少在本书所述及的三十个世纪之中，这种结构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机能5

第3节：

一些学者确实将这种文字直接与生物进化论相联6，但我认为不应轻易下此判断。因为，以生物体的生长衰落来比喻文化和社会的变迁，是自古就有的手法，其中起里程碑作用的人物是被称为“艺术史之父”、“现代考古学奠基人”的18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JohannJ。Winckelmann）。他在1764年的《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derKunstdesAlterthums）中将艺术发展过程归纳为类似生命的循环周期，每一周期都有“起源—发展—变化—衰亡”四阶段。以此为模板，他将古希腊雕塑发展划分为四阶段：旧式风格（OlderStyle）、盛期或宏大风格（HighorGrandStyle）、美丽风格（BeautifulStyle）、模仿者风格（StyleoftheImitators）。7这个划分通常被认为是艺术史写作上首次将艺术发展界定为有机的生长—衰落过程。尽管也有学者争辩，温克尔曼其实又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一些古罗马作家对希腊雕塑的论述8，但温克尔曼的重大意义不容忽视。他的写作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随后一批18世纪晚期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系统地发展出“历史主义”理论，构成西方现代历史写作的重要思想基础。历史主义到了19世纪中后期才吸收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我将在其他篇章中详细探讨它与梁思成建筑史学的关系。总之，就梁思成文字中的生物体比喻，尤其他对中国木构建筑发展的四阶段划分（“发育”—豪劲—醇和—羁直）这点上，我认为系统考察温克尔曼和西方历史主义史学观的演变，远比直接类比生物进化论更有意义。前者可以帮助我们回溯西方现代史学的思想脉络，而后者只能停留在一个浅白的打比方层次上。事实上，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进化论作为一种史观，被用来考察社会和文化的演变，构成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有力批判。但它长时间停留在较肤浅的生物学隐喻层面，直到1910—1920年代发展成一种史学方法论后，才促进了中国史学的更深刻变革。x米x花x书x库x&nbsp；http：//www。7mihua。com

在1910—19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史学产生了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从重视史观的改造转变到重视史学方法论的改造。王国维、胡适、梁启超（图1—图3），以及稍晚些的傅斯年，成为这一趋势中的四位代表人物。

王国维的史学贡献，由陈寅恪精辟地概括为三点，都与史学方法论更新有关：“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