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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修养:
设计人对于中国旧式建筑,见得太少,对于旧法,未曾熟谂,犹如作文者读书太少,写字人未见过大家碑帖,所以纵使天韵高超,也未能成品。37
第28节:
梁再次回到西方,落足到现代主义建筑—国际式上:
欧洲大战以后,艺潮汹涌,一变从前盲目的以抄袭古典为能事的态度,承认机械及新材料在我们生活中已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这个时代的艺术,如果故意的避免机械和新科学材料的应用,便是作伪,不真实,失却反映时代的艺术的真正价值。所谓“国际式”建筑,名目虽然笼统,其精神观念,却是极诚实的;在这种观念上努力尝试诚朴合理的科学结构,其结果便产生了近来风行欧美的“国际式”新建筑。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由科学结构形成其合理的外表。38
国际式已经传到中国的通商口岸,建筑师或营造厂都“全在抄袭或模仿那种形式”:
但是对于新建筑有真正认识的人,都应知道现代最新的构架法,与中国固有建筑的构架法,所用材料虽不同,基本原则却一样—都是先立骨架,次加墙壁的。因为原则的相同,“国际式”建筑有许多部分便酷类中国(或东方)形式。这并不是他们故意抄袭我们的形式,乃因结构使然。同时我们若是回顾到我们古代遗物,它们的每个部分莫不是内部结构坦率的表现,正合乎今日建筑设计人所崇尚的途径。39、米、花、书、库、 ;http://__
在梁看来,当前中国有希望催生出一个“建筑因新科学,材料,结构,而又强旺更生的时期”,也有希望催生出一种新型建筑师,一种具有形式自觉、历史自觉、民族文化自觉,又勇于创新的中国现代建筑师:
我们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新建筑师产生的时期,他们自己在文化上的地位是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他们对于他们的工作是依其意向而计划的;他们并不像古代的匠师,盲目的在海中飘泊。他们自己把定了舵向;向着一定的目标走。我希望他们认清目标,共同努力的为中国创造新建筑,不宜再走外国人摹仿中国式样的路;应该认真的研究了解中国建筑的构架,组织,及各部做法权衡等,始不至落抄袭外表皮毛之讥。40
在这批新型建筑师的“航行”中,历史研究可起导航作用—这正是梁及其学生刘致平在1935至1937年间,整理十卷本中国古建筑细部做法的《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的目的:
创造新的既须要对于旧的有认识;他们需要参考资料,犹如航海人需要地图一样,而近几年来中国营造学社搜集的建筑照片已有数千,我觉得我们这许多材料,好比是测量好的海道地图,可以帮助创造的建筑师们,定他们的航线,可以帮助他们对于中国古建筑得一个较真切较亲密的认识。41
梁的《序》绝对是大手笔之作。他以恢弘的视野概括了整个西方和中国建筑史的演变,在结尾处以一点—当下的“国际式”与中国传统建筑在框架结构体系上有共通之处—将这两大历史脉络一下子扭结在一起,而正是这一点赋予他们正在展开的中国古建筑研究极强的当下意义。
我已多次提到,梁在写作中反复将中国木结构框架体系与西方哥特式与现代钢筋混凝土和钢框架结构类比,但他却从未正面阐述哥特式与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之间的关系。要充分了解和评估梁的工作,我们还有必要跳到西方建筑史那一边,对这一线索稍作梳理。42
第29节:三、法国结构理性主义:从“希腊—哥特综合”到现代主义
三、法国结构理性主义:从“希腊—哥特综合”到现代主义
“结构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建筑思想,与“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哲学,都起源于17世纪的欧洲,到18世纪形成完备的理论。二者的发展又是密切相关的。在17世纪欧洲实证科学发展的影响下,新兴的历史主义思想不再相信古典、神学等价值的永恒性,转而认为价值随着历史演变而变化。在建筑界,法国建筑师和理论家克劳德佩罗(ClaudePerrault)最先挑战古典建筑法则。他在1683年指出建筑之美中含有“任意”成分,取决于当下特定的社会习俗,并不遵循绝对不变的古典柱式法则。43
18世纪初到中期,一批法国理论家,如米歇尔德弗莱明(MicheldeFrémin)和考德美长老(AbbédeCordemoy)意识到,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建筑师们一直鄙视的哥特式建筑,其实在框架结构体系上拥有巨大的优越性。而在形式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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