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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最可宝贵的材料怕要渐渐以开化和交通的缘故而消灭，我们想赶紧着手采集。我们又希望数年以后能在广州发达南洋学：南洋之富于地质生物的材料，是早己著名的了；南洋之富于人类学材料，现在己渐渐为人公认。南洋学应该是中国人的学问，因为南洋在一切意义上是“汉广”。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48

第15节：

傅和梁处在当时类似的客观条件下，都同样重视实物史料，但傅认为尽可能开放地收集不同的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关键，而梁则从一开始就受史观影响，对史料收集有极强的选择性。二者也都为民族主义情感所驱动—傅斯年的文章以“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结尾。但傅在历史研究上，其民族主义理想集中在使中国的“东方学”称雄世界，而不太有自己的学术产品被用于“实践”的问题。而梁的民族主义不光要提升自己从事的学科的水准，还期待自己的学术产品成为工具，被中国建筑师们用在创作实践中，以实现中国建筑的现代复兴。当然，二者从事的领域不同，我的比较不可能精确化，我也无意对二者下任何褒贬判断，只是想通过粗略对比来建议：在当时，另一种建筑史学仍是可能的。

我对汉宝德和夏铸九的回应是：另一种可能，也可以来自我们自己读解梁及其同仁著作的方式的转变。汉和夏倾向于将梁的各文本当作完整、自足的作品孤立地阅读，确实如赖德霖指出，对1930—1940年代的历史语境重视不够。而我则更进一步，建议一种更贴近当时语境，更开放、更动态的“在路上”读法。我前面已经分析，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直有特别强烈的建立一个完整的、近乎封闭的中国建筑“体系”的愿望。但在我看来，他们在十几年的研究过程中，实际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要远比他们想建立的体系丰富得多。如果我们“一头一尾”闭合起来读—将梁和林1932—1935年的一系列理论文章与梁1944—1946年的两部建筑史著作放在一起，确实很容易形成一个封闭的从理论构筑到史料填充的诠释结局，从而再次强化梁和林史学的“体系性”。但我们应有意打破孤立、静止、“体系化”的读解模式，转而重点考察梁和林早期搭建起建筑史观念体系之后，各种“异质性”的社会因素和学术产品如何与他们的体系产生张力和冲突，甚至如何“溢出”他们的体系。我们甚至不再将梁及其同仁在1932—1946年间的任何一篇写作，当作终极、完整、自足的作品；而是把它们看作十五年坎坷旅程中不断产生出来的有着多种质地的片段，把这一系列片段放到十五年间时代的动荡与作者个人心灵、智识的挣扎过程中读。如此，梁及其同仁的写作会绽放出更多的，甚至是全新的意义。

要实现“在路上”的读解，我认为首先很重要的是，我们不光要将“语境”泛泛地还原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还要真切体会他们当时“在路上”的研究状态。今天坐在学院办公室里，或乘坐波音飞机和空调大巴旅行的我们，切不可忽略梁及其同仁们当年在驴背上颠簸的情形。他们的研究，既然建立在实物调查基础上，便不仅受抽象的文化理念驱使，还受当时当地各种具体的物质条件限制。营造学社以北平为中心，对河北、山西、河南等地进行调查，其中也许有“北方官式建筑中心主义”观念的制约，但另外两个时空因素不可忽视：一是紧迫的日程，“九一八”事变以后，尤其1936年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愈益暴露，华北局势日趋紧张，梁与同仁要赶在日本入侵之前把华北、中原地区最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调查完毕；二是出行的困难，比如，从北京到宝坻县，今天不到两小时的路程，在当时要动用各种交通工具奔波一天。49

要真切体会他们“在路上”的状态，有一部分文本材料特别值得我们珍惜，那就是梁及其同仁对田野调查旅程的记录（图9）。在1932年《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以下称为《宝坻县》）调查报告中，梁思成意识到“旅行的详记因时代情况之变迁，在现代科学性的实地调查报告中，是个必要部分”。50自此以后，很多营造学社的田野调查报告都遵循一种格式：在考察概况、建筑详细分析、结论三部分前，先冠以调查者的旅程记录，称为“行程”、“纪（记）游”或“纪行”。这一篇篇旅程记录，生动地记录下当时的时代气氛、环境条件，以及研究者们的学术理念和心灵波动。它们一方面上承中国笔记史学传统（如宋代的《梦溪笔谈》），另一方面成为与他们的建筑史研究成果相平行的，关于1930—1940年代中国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