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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成为“人上人”，就必须好好学习，争取早日金榜题名。中国的学生难免带着功利的目的来读书，科举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那些科举不会涉及的学问，既少有人学，也绝少有人教，即便再有用，也多会被斥为“歪门邪道，奇技淫巧”。

日本的官僚制度采取世袭的方法，读书和为官没有直接联系。官家子弟即便整天游手好闲，不无正业，也还是会承袭父亲的职位，平民子弟就是再努力读书，也进入不了国家的权力体系。学习对日本人来说就是一种修行，是非功利性的，同时也是一种义务、权利。

当然，长期实行世袭制也让日本政治腐朽不堪，幕府中的官员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权势斗争中，在来势汹汹的西方人面前，显得十分软弱。倒是在日本民间，一下子涌现出不少像板垣退助那样的思想家，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幕府是维新的阻碍，它脆弱，明治天皇没费多大力气就将它铲除了，如板垣退助一般的思想家，倒是变法的动力，他们学识渊博，眼界开阔，成了变法的主力军。

中日两国都强调“孝”。在中国，“孝”是“仁”的内容之一，中国人认为，仁者无敌，强调做人要心怀仁爱，相应的就忽视了“武”的作用。中国的贤臣大多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日本人也重视“孝”，“忠”是“孝”的延伸和归宿，为了对国家尽忠，日本的官员以文武兼修为荣。即便是软弱腐朽的幕府，其中官员也大多是武士出身，武士在社会中有着较高的地位，中国的最高官员是宰相，日本的则是将军。

19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的处境极其相似，都是内优外患。中国也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强国强民，却很快发现此路不通，最终依靠革命的办法推翻了旧制度，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成功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官僚体制、政府的状况让同样的改良有了不同的结果。

西方人不会手把手地教日本人现代化，虽然从理论上说，作为时代的落伍者，日本可以跳跃式地追赶西方国家，参考他们的发展经验。但当时，才打开国门不久的日本，却没有任何“近代化教科书”可以学习。这就意味着，负责制定近代化战略的领导人，对近代化几乎一无所知。在颁布宪法和确定“和魂洋才”的教育路线之前，日本不存在约束领导人思想、权力的东西。领导人有足够的权力去推动近代化，但在这之前，他必须找到构建近代化的方法。

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也是一种幸运。日本的领导人开始潜心研究日本的状况，他们不敢大刀阔斧地制定政策，就像初次下水游泳的人试探水温那样，小心翼翼地解决日本的难题。他们知道，情势不允许他们敷衍了事，他们既要保证这些政策足够灵活，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现实情况，又不能丧失原则，让改革流于形式。

他们有着良好的政治决断力，虽然当时的日本充斥着前所未有的难题，但他们已经找到解决难题的最佳途径—西化。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西化实际上是现代化，他们也确实没有一本“现代化教科书”，但是在学习他国长处上，他们却有着十足的经验。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已有一千多年，他们懂得如何塑造“和魂汉才”，他们也大可以塑造一批“和魂洋才”。他们在学习中国文化时，没有改变自己的本色，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时，当然还可以保住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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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12）

从1859年开国到1872年学制改革为止，日本向海外派遣了大批留学生、考察团，这些人后来成了维新的骨干，为日本思想界带来新的气息。1868年，明治天皇一宣布维新，马上就着手安排新的留学生，他希望解除曾经签下的不平等条约，为此他需要充分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以及西方人的思想。

1871年11月，由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48个人组成的考察团离开了日本，在2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先后到欧美12个国家进行学习。这些人受日本的传统教育长大，1873年当他们回国时，便已然是名副其实的“和魂洋才”。他们没有忘记出访的目的，明治政府在他们身上寄托了无限希望，他们的思想不久就变成了日本的“现代化教科书”。

其实，一开始伊藤博文等人只是把废除不平等条约当成出访的目的，木户孝允和美国人进行了多方交涉，希望他们能归还日本的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美国自然不把日本放在眼里，交涉失败。此事让考察团大受刺激，木户在日记中写道，苦心准备的交涉竟然没有成功，美国想要的日本都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