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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姿态，君主的权力得到制约，出现了并非以血缘、婚姻为纽带的集团。相反，中国、日本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贵族的力量相对弱小。在多元化的西方国家，贵族、教士、商人尽管社会地位不同，却都是国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存在为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建立民主体制提供了基础。

实际上，若将法治、宗教、个人主义、多元化等等单独挑出来看，也并非西方国家独有之物，但同时具备了这些因素的却只有西方文明，它们混合在一起，赋予了西方国家独特的个性。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虽然这些因素至少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部分，且相对稳定，持续不变，但它们只不过在西方国家中更加普遍罢了，它们促成了西方文明，“却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

姑且不提亨廷顿的说法是否存在争议，甚至不提把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等同起来，把实现现代化当成“绝对西化”是否合适？单从“绝对西化”本身考虑，非西方文化若想完全彻底地吸收西方文化要素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不同的文明间势必存在着矛盾、冲突，将西方文明全部移植过来，那就意味着抛弃大量本民族文明，否定自己的历史。

从这个角度看，明治政府制定实施的“和魂洋才”路线的确明智。既然全数移植西方文化不可能，就要有选择地汲取。作为当时的强势文明，西方文化势必会像冲破了泄闸的洪水一般，来势汹汹。日本需要大量的西方文化强壮自己，但在那之前，必须确保日本的“和魂”能抵制住西化的冲击。

板垣退助是明治维新的大功臣，几十年前，就连日本流通的100日元纸币上都印着他的头像。今天，100日元纸币已经被100日元硬币取代，印有板垣退助头像的纸币倒是成了收藏家的宝贝。

在板垣退助之前，一些日本的有识之士也在欧美国家的逼迫下，努力探索救国道路，他们对西方文化并没有好感，将它们的涌入视为侵略，大力排斥。唯有板垣退助意识到，日本无力抵挡外来势力的冲击，与其消极被动地抵抗外来文化，不如主动将其“拿来”，若想让日本的传统保存下去，让日本的“和魂”继续绽放光彩，就必须借助新鲜的外来力量。

1874年，他开始和志同道合之人为议院运动奔走，并在高知县创建了“立志社”，在日本宣传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要求为人民伸张权利，并提议建立议会。板垣退助活跃的时期，日本尚不允许个人私自结社，但他还是大胆地组建了爱国公党，直指藩镇制度弊端，提出了一套主张自由平等的政治纲领。他明确要求要在日本通过人民选举产生立法机关，他坚信，政府是为人民而设的，要想让人民爱君爱国，重振日本国威，就必须承认天赋人权。

板垣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明治政府也不得不屈服强大的舆论声势，对政策进行调整，同意用制定宪法的方式，保障国民的基本人权，并甩开那些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板垣的运动实际上是明治政府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前奏。1882年，板垣遭人暗杀袭击，危及关头，他毫无惧色，大声呼喊“板垣虽死，自由不灭”。

纸币就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总体取向。日本的纸币分10000元、5000元和1000元3种，今天的日本纸币上分别印着福泽谕吉、口一叶、野口英世的头像。这三人都是明治维新时期为日本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

纸币图案的选择非常讲究，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图案时，都慎之又慎，纸币是国民价值的缩影，从巴掌大的纸币上，人们可以大致感受到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民族观念，纸币是发行量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宣传品。同时，为了方便辨认，国家往往用人人熟悉的伟人或某种国家标志充当纸币图案。福泽谕吉、口一叶、野口英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日本人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亦可见一斑。

通常被印到纸币上的人物，除了思想家外，还有政治家。思想家是人类智慧的象征，政治家则代表着管理世俗社会的权力。人类社会的进步要以思想的进步为前提，还要有足够大的权力来保障，思想和权力的结合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模式。但在很多时候，二者却是分离的。有权力的人未必会有超前的眼光、深刻的思想，有思想的人很可能被排斥在国家权力体系之外，甚至大受迫害。这既是思想的悲哀，也是权力的悲哀。一个无脑的人掌握了大权，往往会制造出空前的灾难。

权力来自制度，现代社会应该确立起完备的制度，通过达成某种契约，保证权力能够掌握在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