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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融资本，根本没有产业资本说话的份儿。从这个角度讲，他们要感谢万历皇帝，如果没有那场毁灭性的金融风暴，九大家怎会销声匿迹，他们依然是端茶送水、伏地做小的命。

经济上的彻骨寒冬，也客观上需要各行各业抱团取暖。在这场金融危机之中，绅商们自然深受其害，但他们有工厂、有工人、有货物，这些都是资本，只是暂时无法产生效益了而已。

更重要的是，压在他们头上的债务和股东权益也形同冻结了，这让他们避免了被到期债务压垮，且暂时摆脱金融资本的控制……种种原因导致商业协会的实力空前膨胀，这些人才有出来执牛耳的机会。

但绅商们有恒产、怕破坏，所以既迫切希望能消灭矿监税使、度过经济危机，又不希望发生大规模暴乱，更不希望会被归为逆党。要想说服这些自相矛盾、犹犹豫豫的家伙，绝对不是件容易事。

直到长沙首义前夕，十岳公王寅，以‘磋商对策、共度时艰’的理由，召集了十八行会的会首聚会。会议是在崇明岛召开，内容绝对保密，人们只能看到，十八会首回来后，态度发生了鲜明的变化。

他们虽然不敢单刀直入的呼吁抗税，呼吁起事，却采取比较策略的办法，鼓动上海市民反对矿监税使的情绪。他们在名下的报纸上，大胆揭露各地矿监税使的贪污、暴虐、重重惨绝人寰的行径；报道大明各地，尤其是东南等地的严重饥荒，指出许多城市已经树皮草根剥掘殆尽，甚至发生易子相食的惨状。究其原因，不是由于天灾，而且由于人祸！

这些以商为业，正在经历金融危机切肤之痛的读书人，一旦下定决心，其政治观点比那些纯粹的士大夫更激进，他们不断的发表文章，呼吁保护私有财产，并建议仿效吕宋开设听取民意之咨议会，建立理性之政体。对于时下由太监主导的横征暴敛，他们虽然深恶痛绝，却也没有一味的否定商税，而是呼吁朝廷在遵循契约的基础上设立《税法》，厘定税率，合理合法的收税……在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之下，这已经是极大的退让了。

然而这些含有着退让求和意味的理性探讨，依然会引起东厂的迫害和镇压。五月里，东厂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查封行动，将所有宣传‘反动言论’的报社查封，逮捕总编和编辑数百人。

但是普通民众的支持，给了绅商们强大的信心，他们在各种集会上说：‘报纸被停刊，等于民众的两只眼睛被挖，但我们还有嘴巴，我们还要呼吁，还要反抗！’事实亦然，合法的报纸没有了，但各种不花钱的传单却满天飞……而且不但版式与原先的报纸大体相同，其宣传风格也一脉相承，而且因为光有和尚没有庙，内容更加的激进敢言。

有的传单痛快揭批：‘现在国势濒危，人民将死，大有亡国灭种之祸。孰为为之，至于此极？彼恶劣之朝廷，与疯狂之阉祸，其酿造此种恶现象之罪，殆上通于天矣！’

有的文章甚至公然宣称，中国两千年来陷入原地踏步的死循环，国力无寸进，民族日萎靡，以至被泰西国家迎头追上，根源就在于将兆亿百姓的福祉性命，系于一家一人。所谓富不过三代、荣不过百年，‘何不食肉糜’的继承者一定会出现……这分明将矛头指向可掀起一系列危机的万历皇帝。

长沙首义后，这些传单更肩负起了向市民阐明起义的正义性，说明起义者是为民起事，纪律严明，并非乱党。并报道长沙起义以后，商民安居营业，绝无何任何妨害，‘内治种种，极有秩序，对外种种，皆属文明’，为宣传起义，消除民众的顾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东厂的人不是瞎子聋子，一直在尽力收缴传单、追查源头。然而上海这么大，印刷的地点灵活分散，又有市民掩护，真如大海捞针一般徒费力气。长沙首义后，上海东厂大珰邱义，便察觉到要坏事儿，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将上海的绅商一网打尽，以免重蹈长沙的覆辙。

然而上海太大，仅靠东厂和税司的人手，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才会找到吕坤，希望府衙派城防兵负责外围警戒，却被吕坤以需要请示为由回绝了。

邱义知道吕坤跟那些绅商不是一伙，而是九大家的人。在即将到来的大对决中，九大家态度暧昧，似乎没有参与进来的意思，所以邱义也不想撕破脸，在取得吕坤绝对不会帮助乱党的承诺后，他离开了上海府衙……没有王屠户，也得吃带毛的猪，他决定自己单干！

望着纠纠而去的邱公公，再想想呼风唤雨的绅商，吕坤鼻头一酸，险些掉下泪来。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九大家竟然瑟缩在角落，看着别人粉墨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