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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内最大的亲日派，汪精卫从中嗅出了一些不一般的气味。不甘于长期居于蒋介石之下的汪精卫感到对自己来说可谓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要来临了。

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国民政府没有关闭调停之门，愿意与日议和。而这时日方也已经通过汪精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的梅思平向他转达了希望他出山，另立门户的意见。

入秋的上海。没有人留意到位于虹口区东体育会支路上的一座无人居住的洋房一时间热闹起来。在这幢日后被叫做重光堂的房子里，代表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密谋策划着。

11月20日，筋疲力尽的中方代表在《日华协议记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日华协议记录》包括三个文件，后来就简称为重光堂密约。这份密约是被梅思平缝在西装的马甲背心里带回重庆的。协议规定：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日汪双方共同承认上述解决时局的基本条件后，汪精卫等人应立即同中国的最高统帅断绝关系，并声明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实现日华合作和执行反共政策，在云南等西南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5个到10个师的军队。

1938年11月26日清晨，它出现在汪精卫的眼前。在招待梅思平的家宴上，汪夫人，当着梅思平的面对汪精卫说：“这次你可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连点头说是决定了。

为了实现自己登上中国最高政治宝座的夙愿，汪精卫最后还是选择了和日本人合作的道路。

汪精卫最初打算是出逃到昆明或其它地方实力派控制地区，建立与国民政府相对抗的亲日政权，促成对日妥协。早年受汪精卫提携和资助赴美留学的陈公博是汪精卫的忠实亲信。在得知汪精卫要出逃的消息之后，大吃一惊。他虽也倾向于和谈，但并不赞成分裂中央。几番犹豫之后，陈公博还是跟随汪精卫出走。12月7日，外出的最高统帅突然回到重庆。汪精卫原定12月8日的出逃行动推迟。12月9日，最高统帅召集重要人员会议。此时的汪精卫一边担心计划泄露，一边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最高统帅能忽然转变，接受和平，使自己不必冒着反党叛国的罪名出走。

12月16日，最高统帅应汪精卫之请，单独与他会谈半小时。这也是两个人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会面。这对十几年来不断打打闹闹、分分合合的政坛宿敌，异常平静的分道扬镳。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那天晚上，最高统帅在日记中只简短地写了一句：“上午，与汪谈党政问题……”

12月18日，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等人借口讲演，从重庆逃往昆明。跟随汪精卫出逃的有陈璧君，汪的死党曾仲鸣，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他的女婿何文杰，还有他的秘书陈昌焘。

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一行飞往越南河内。21日，陈公博从成都经昆明到河内。29日，身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最高统帅发出“艳电”，公然说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宣称愿以日本首相近卫提出的“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中国抗战的目的在于谋求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接受日本的条件，中国可以保全下来，那么抗战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近卫三原则声明（第三次近卫声明）”，强调要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要和“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这一声明意味着，日本方面要在中国内部寻找愿意与他们合作的高层人物，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作为维护日本在华所谓特殊利益的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很显然非汪精卫莫属。在所有愿意和日本人合作的人物里，只有汪精卫的级别和政治声望最符合日本方面的需要。这个声明是根据重光堂密约而拟订的。但由于受到陆军方面的反对，声明中没有体现出汪精卫方面提出的两年内撤军的要求。

为了给抗战中的国人造成更大的困惑，以突显他的主和立场，第二天，汪精卫向日本提出四点希望。汪精卫还建议日本以摧毁中国战时首都为目的，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在他的提议之下，日军决定实施《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