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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让我们见识了一个剧作家顽童般的幽默、令人敬佩的乐观和不摧不折的良知。天黑的时候，他有些累了。我们随之停止了这次谈话，并约定通过电子邮件完成余下的采访。不久后，当我们再次短信联系沙先生的时候，获悉他身体不适。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让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坐在电脑前回答我们的提问是不合适的。为此，我们通读了沙先生的个人博客，希望能有所收获。

幸运的是，我们的不少问题，沙先生在以前的文章中或多或少有过阐述（这也说明我们的采访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于是，我们有针对性的采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将之和此前的采访融为一体并请沙先生过目后发表。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有读者据此认定这个访谈“偷工减料”，　那么我们对此表示歉意。当然，我们最想说的还是祝福沙先生，身体好，心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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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　多面陈丹青（1）

【人物志】陈丹青，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画家。1953年出生于上海，17岁到农村插队，期间开始自习油画。1978年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录取。1980年毕业留校，任教于油画系；同年以油画《西藏组画》一举成名。1982年移居美国纽约，为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后因不满招生制度而辞职。近年来在绘画之外，陆续推出多部著作，均一纸风行。

2001年，有人看过一次讲演，坐在最中间的是个光头，大大的眼睛很明亮。据说整场他讲了不少话，但让人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我们小时候在弄堂口，要是看见如今长得像谢霆锋这样的小白脸，二话不说过去就是几个嘴巴，不为别的，谁叫他看上去那么小资产阶级呢。”后来大家知道，原来他叫陈丹青。

这个机智而敏锐的人，在繁杂和喧嚣中，时常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所在。近年来，他的观点和判断，往往起到石破天惊的效果，同样的原因，他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老愤青。近日，陈丹青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独家专访，我们发现，在他的各种不同身份中，却有着始终如一的激愤、热诚和坦率，感性而不乏理性。

海归

1982年初，即将迎来而立之年的陈丹青移居纽约，在异国他乡度过了18年的“洋插队”生活。他曾表示，自己在国外的生活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我第一天到美国，就面临一个生计问题，我必须卖画讨生活。”

吴怀尧：1978年你考上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两年后毕业留校，工作一年。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经历。这些人日后分成两拨，一拨留在本土，另一拨出国。你们这一代海归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苏学生，有哪些根本差异？对于现在大学生出国热怎么看？跨过门槛，意味着创造与超越。你的出国，是不是一次跨过门槛的过程？在国外，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陈丹青：我对出国热没有看法。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本该出入自由，改革开放只是将事物恢复应有的状况。在国外，最深的感触：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

吴怀尧：这种说法让人诧异，能否阐述一下？

陈丹青：中国有老百姓，但没有公民，有人口，但没有现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阶层全是无比严密无比细腻的奴主关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则巴望有一天当主子，你仔细想想，不是这样么？

吴怀尧：我很好奇，为什么从纽约回来之后，你的胆子变得如此之大？是什么让你口无遮拦？你如何平衡艺术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

陈丹青：我少年时就口无遮栏。可那时没人找我说话，*时哪有媒体啊，即便有，凭什么找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胆子。和纽约市随便哪个说说写写的家伙比，全中国的人差不多都给摘除了胆囊。我从不自称艺术家，更不是知识分子，用不着“平衡”。中国连真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公共知识分子”？

陈丹青　多面陈丹青（2）

吴怀尧：那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陈丹青：我从没想过给自己定位。“定位”这俩字也是近年回国后才知道。为什么要定位？定了位，人生就安稳、就有价值了么？我听不少人动不动就说“我是作学问的”，“我研究这一行一辈子”，我就心里想：*！

吴怀尧：如果说你的愤怒是一种高兴，那么幸福是什么？

陈丹青：到我这年龄，活着，没病，就什么都好。我不会去想：啊！我的生活与精神最近怎样怎样……不会的。我只是活着。

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