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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敬爱的爸爸和我听他讲话真的是一种享受，甚至迪斯雷利太太的出现也不会破坏这种愉悦。”列昂内尔也明显地对迪斯雷利热情了起来，因为他已经距离顶峰不远了。在1867年进行的改革辩论的过程中，两个人明显地走得很近，议会结束后也经常一起吃饭，并交换相互的政治信念。这些信件中的语气表明了几乎完全没有政党政治那样的摩擦存在：迪斯雷利肯定没有拿财政部长对待反对党议员的那种态度来对待列昂内尔，而与此同时，列昂内尔在他幸存的信件中的政治评论也是如此中立，以至于如果仅从这些评论来看，很难推断他的政党倾向。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迪斯雷利才会显得含糊其辞。例如，在1867年8月，他“在星期六的内阁会议结束后来访，但是，”夏罗特很失望地注意到，“爸爸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无法突破这位大人物的冠冕堂皇——他就是不跟爸爸透露一个字，而且改革法案的命运仍然很不明确”。梅耶也对这一时期迪斯雷利勇猛的领导风格印象深刻，其程度与他的侄子纳蒂几乎别无二致。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4）

当迪斯雷利最终获得了可贵的首相职位的时候，玛丽·安娜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且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马上写信表达他们对这位“非凡人物”的胜利感到高兴。尽管面临少数派政权存活机会不大的现实，列昂内尔对德棱给予了严厉批评，因为后者在《时报》上攻击新当选的首相。迪斯雷利很坦诚地告诉列昂内尔他有关于内阁组成计划的打算，尽管他的立法计划仍然使他颇费思量。对于爱尔兰教会问题，列昂内尔在1868年3月的时候这样说道：“我怀疑他还没有拿定主意，而且改革法案将会因势利导。”“还没有人知道，”他在两天后又补充道，“迪斯雷利将要怎么来保证获得胜利。”列昂内尔非常积极地通过“泄露”反对党的打算的消息来尽力协助迪斯雷利。“昨天，迪斯雷利是我们唯一的访客。”他在3月9日告诉他的妻子，“他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但是想要知道所有的报告。当我告诉他，他们（他的自由党资源）说他的很多支持者可能会在爱尔兰问题上反对他时，他说他提出的任何提案都会得到每个人的支持。我建议他组织一些有趣的晚会。”当迪斯雷利在1868年的选举中被击败的时候，列昂内尔仍然给予了支持。“在那个伟大的议会斗争中，您干得非常漂亮。”他在次年的3月写道，“如果潮向稍有更改，就会为您提供更多展示您的雄辩和才能的机会，而我们将会永远分享您的成功，感受您珍贵的个人友谊，这种感情无论在什么场合下您都向我们展示。”作为一种标志性的举动，他以迪斯雷利的小说《罗泰尔》中一个人物的名字来命名一匹赛马，这部小说是在他的选举失败之后匆匆收的尾，而安东尼则提供了“大量的野鸡，还有一些兔子”。

在迪斯雷利成为反对党的时候，他们的关系仍然维持着原来的状况。迪斯雷利在1870年的时候，至少三次被邀请到匹克迪利148号，而且还有其他类型的社会接触。他为康斯坦丝的一本书提供了关键的构思，而当他自己的房子无法居住的时候，艾尔弗雷德为他在伦敦提供了住房。“请您同意在这间屋子里待些时间。”夏洛特于1873年9月在加奈斯贝里写道，“希望您尽早到来，尽量留下来多待一些时间，起码要待到10月1日之后，因为这是我们盛大的斋戒日以及赎罪日，这样我们所有人才会更加高兴，而且也备感荣幸。”除了热情好客，列昂内尔总是能提供来自其他政治渠道的有价值的新闻。比如，内部关于《自由法案》内容的信息，或者德棱计划在《时报》上发表的社论。“罗斯柴尔德男爵是自由党人，”迪斯雷利在一次内部通气会上对布莱德福德爵士说道，“而且知道所有的事情。”迪斯雷利在1874年重新掌权之后，自由党人担心迪斯雷利会抢在他们之前授予列昂内尔贵族爵位就不足为奇了。

迪斯雷利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在那些年间的亲密友情怎么评价都不会夸张。有种说法（尽管不是十分准确）认为他被看做是家族里的一员，特别是他的妻子玛丽安娜在1872年去世之后。当汉娜在1878年嫁给罗斯伯里的时候，是迪斯雷利送走了她；而当首相在12月份立遗嘱的时候，他指明纳蒂与他的律师菲利浦·罗斯爵士一道作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在列昂内尔去世后一年的6月，他的儿子们在回复迪斯雷利的吊唁的时候告诉他，他们的父亲“把你看成是‘他最亲爱的朋友’”。很难想象出在晚年的日子里，还有谁会比他走得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