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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因为侯赛因国王为反对巴勒斯坦人控制他的国家而与之作战，而叙利亚人入侵并占领了他北方的大片国土。特德拒绝站在侯赛因国王一边并参与进去，他肯定我们与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谈判是正确的。尽管释放哈利德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最后还是达成了交易，所有人质也随之被释放了，虽然被劫持的飞机被恐怖主义分子炸毁了，但侯赛因国王勉强地但又是成功地经受住了一黑九月“事件。

但到那时，我国政府已经遭受到一次打击，也许我们从来也没有从这次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7月中旬，伊恩·麦克劳德因腹部小手术住进了医院。手术是成功的，手术后他回到11号去休息几天。7月20日星期一的午夜，我的电话铃响了，是保守党议会督导员弗朗西斯·皮姆打来的。他说，特德要他打电话通知所有内阁成员，伊恩因突发心脏病于当晚去世。他享年只有56岁。

我个人感到受到打击。因为我与伊恩共事一向感到他是一位宽厚善良的人。我知道是他给了我发挥才能的机会，使我进入了影子内阁，然后进入了真正的内阁。但同时我也立即意识到我们失去了最机敏的有才智的政治人物和最好的沟通工作者。我不知道如果伊恩当了财政大臣他的表现会怎样。但是，如果人们承认，正如我过去和现在都承认的，即经济政策的最大错误来自特德对财政部的压制；人们可以有理由假设，如果伊恩还活着，事情可能会好些。托尼·巴伯接替了他的职务。托尼·巴伯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但他在财政部的时间，总的说来并不愉快。随后几年的经济问题都来源于这一职务的变换。虽然托尼可能有良好的经济天赋，但伊恩在政治上却强得多。

伊恩·麦克劳德去世后的那次内阁会议是沉闷的。内阁会议桌旁坐着的几乎都是此后我四年半的同僚。他们的个人素质将受到严峻的考验。托尼·巴伯是我担任律师时的老朋友，虽然不是特别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能干的税务律师，但他不是有可能起来反对特德的那种人。雷吉·莫德林任内政大臣，直到1972年由于普尔森事件而辞职。他一直对经济政策有兴趣并持有鲜明的看法。相形之下，他对他的新职务并不那么高兴。他在业务上还是极为称职的但任何向增加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倒退，他不大会起来反对。实际上，他一向是主张这种政策的。

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不费吹灰之力恢复了他原来在外交部的职务。然而，不久，外交部就需要花费很大力气来实现我们作为反对党时所作的承诺，即取消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并设法制定一种我们承受得了的方法来保持英国在苏伊士以东的驻军。他再也不能像在影子内阁中时那样更多地参与国内政治事务了。昆廷·黑尔沙姆如愿以偿，当上了上议院议长，他在特德和以后在我领导下任该职很长时间。在他任该职期间，他设法将他一贯的恶作剧和表演意识与上议院的斯文庄重的传统相结合。彼得。卡林顿是国防大臣，他沉着地担任了这一适合他的职务。我知道他与特德关系亲密。在他担任党的主席和能源大臣以后，他们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他在处理最后的矿工罢工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这次罢工促成了1974年2月提前大选。他是特德的核心成员。

相反，尽管基思·约瑟夫是内阁中的资深成员，他的见解一向受到重视，但他肯定不是内阁核心成员。而且，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被邀请参加核心集团。在被任命为社会事务大臣以后，首先浮现在他头脑中的是富有同情心的社会改革的一面，而不是他更加保守的经济信念，尽管他仍然极不信任一切形式的总体主义。由于他的热情。解决使儿代人遭受贫困的周期性贫困问题就成了他的任务。像我一样，基思负责一个开支很大的‘社会’部门，因而他（也像我一样）的优先项目的开支与紧缩公共开支的要求之间自然就产生了矛盾。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故意安排，特德把内阁中两个在经济问题上最保守的成员排除于经济问题的决策之外，而将经济决策留给那些他可以施加最大影响的人。

约翰·戴维斯是英国工业联合会前总干事，（当伊恩·麦克劳德死后他被召来担任技术部大臣时，他对政治一窃不通），他肯定是经济决策圈内的人。我喜欢约翰，事实上后来我任命他在影子内阁中担任了一个职务。但是，即使是他的最热心的仰慕者，对他处理动荡不定盼产业政治的做法，也很难为他辩护，而现在他的职责就是处理这类问题。约翰还代表‘商业’界，这是由于特德有潜在的总体主义意识，认为商界在政府中可起某种‘作用’。

罗伯特·卡尔是就业大臣，他是继托尼·已伯和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