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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位决战前夕的将军。“罗迈同志,你对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有什么看法?”
罗迈有些惶惑。他知道,自己无论怎样回答,都会浅得可笑。而且,康生根本不需要回答。
“应当看到,新中国并不平静。有那么一些人,在磨刀霍霍,伺机向党进攻。他们不会甘心失败,他们会怀念失去的江山!解放七年了,可以说,这场斗争,没有一分钟平息过。蒋介石还在台湾,虎视眈眈;大陆上,还有他们留下的残渣余孽,遗老遗少。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康生以极为严峻的口吻语重心长地说:“因此,我们也不能睡大觉,要准备战斗。这是在另一个战场上的、不流血的战斗,却会更尖锐、更复杂,也更残酷。昨天我见到毛主席了,他也说,不能睡大觉!”
他的样子像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沉着,严肃,平缓的声音也显得格外有力。
“是的,康生同志,是的。”罗迈认真地点着头,仿佛是在接受大战前夕的使命。康生同志对他——一个小小的副处长——一下子讲了这么多重要的话,使他连呼吸都觉得分外沉重了。
“现在,”康生踏着绒绒的织花地毯,站到了办公台前,凝视着台上的一部暗红色的电话机说:“文化界、学术界,都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讲怪话,煽动不满情绪。尤其是一些旧社会留下来的遗老遗少,正在不遗余力地向党内渗透,腐蚀我们的干部,这问题就更严重了,我考虑,让你到文化部去工作一段时间。去了以后,重点是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你知道人为什么有两只眼睛、两个耳朵,却只有一张嘴么?那就是要人们多看,多听,少说话,平时说得太多,到该说话的时候,就没话可说了。”
“是的,康生同志。”罗迈连连点头。
“要特别注意那些表现特别积极、特别主动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很具有迷感性,脑子里有一套歪理论,能讲、会说会写,因此影响力也特别大。这样的人物,政府里、民主党派里、学术团体里、大学里,都有一批,不可低估他们的能量。要能够识破他们的嘴脸,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给予狠狠地打击。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要等他们充分表演、充分暴露。你去了以后,第一步是先要得到他们的信任,让他们失去戒心。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
第二天,罗迈便到文化部上班了。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在文化部这样的大机关中,干部调动是经常性的事。他为人朴实、随和,骑一辆很破的自行车上下班,穿着补丁的裤子,中午在机关食堂吃饭,总是吃最便宜的饭菜。张伯驹虽然同他谈得不多,却对他印象不错,甚至为共产党中间有这样的干部而高兴。
十
1957年,夏。
大规模的反右斗争,随着天气的炎热,也一天天地推向了高潮。
算总帐的时候到了!
一切,都是深思熟虑的,经过充分准备了的。
4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各界给党提意见。态度是认真的,也是诚恳的。
许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应当说,这些建议并不是都对,可能很片面,也有些偏激。与此同时,也有极少数确实是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认为机会到了,打出了“轮流执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反动口号。
立时,形势分外地严峻了。
人们的传统心理,开始潜在地发生作用。
于是,鱼龙混杂了,一小撮变成了一大撮,变成了一批、一大批。
每天,都有许多罗迈那样的“忠诚的”干部,向中央报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动态。他们确信,报得越多,越能够表现忠诚。对这些残渣余孽,不但要毫不客气,而且要一网打尽,留下一片干干净净的土地与蓝天。
康生果然没用错人。
在罗迈整理出来的“文化部右派分子活动情况汇报材料”中,密密麻麻地开列了一大群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言行录。罗迈工作认真而审慎,他开列的名单,分成了三大类: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偏右分子。搜集的“反党言论”,不但有现在的,还有以前的。时间、地点、证明人,清清楚楚。
张伯驹被划在中间那一类里面。
他的右派言论有这样一些:
“一九五六年十月五日。中午,在部机关外篮球场,张对秘书处的赵文中说:既然讲了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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