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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联络站”的所有负责人来一次，他要同他们谈一次话。于是，安排了2月16日晚上这次重要的接见活动。

笔者就此访问了乔晓阳（当年受陈毅接见的归国留学生代表之一，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乔晓阳感情激动地回顾了这段经历：

我是1964年高中毕业后由国家高教部派往古巴留学的，就读于古巴哈瓦那大学。1967年2月初，国内通知所有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随着这一潮流回到北京，这年21岁。回国的第一个晚上，躺在北航教室铺着稻草、被褥的地铺上，竟夜翻看同学送来的红卫兵小报，感到迷茫和困惑。

这时回国的留学生约500多人，先分住在北大、清华、北医、北航等高等院校，后集中住在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局（专家已撤离，空房很多）。

留学生中名目繁多的战斗队，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进而组成了“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以协调各战斗队的活动和统一行动。这是当时刚归国的留学生中一个松散的组织。

联络站成立后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在北京召开批判外交部驻外使领馆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其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已过，留学生们为了表明跟上“革命”的步伐，决定要补上这一课。

在讨论邀请陈毅出席批判大会的方式问题时却出现了分歧：一种意见是，驻外使领馆的“资反路线”，同作为外交部长的陈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应依惯例通知他或勒令他出席；一种意见是，陈毅是人民景仰的元帅和老革命家，应用大红请帖向他发出邀请。讨论的结果，后一种意见占压倒多数，被通过。我当时是举双手赞成用大红请帖邀请陈毅的。

恰在此时，毛里塔尼亚外交计划部长一行访问中国。陈毅以主要精力投入外事工作。

2月15日，陈毅出席为欢迎毛里塔尼亚贵宾举行的招待会并讲话，随后与周恩来一起陪同这些贵宾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2月16日是毛里塔尼亚外交计划部长一行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当天下午，陈毅出席中国和毛里塔尼亚关于贸易、经济、文化等协定的签订仪式，并代表中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就在这天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上，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老革命家为一方，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为另一方，爆发了一场剧烈斗争。从“文革”一开始，双方在要不要党的领导、对待老干部的态度和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多次在政治局和军委会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天下午的怀仁堂碰头会，是双方斗争的高潮。会上，谭震林怒斥张春桥等不要党的领导、打击迫害老干部的可耻行为，指出“你们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干部。……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当他气愤已极，拿起文件包，穿衣欲走之际，陈毅叫住他，激愤地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并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李先念痛心、地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

这次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重要会议，长时间秘而不宣。那天下午，陈毅的警卫秘书宫恒征陪着陈毅从庆云堂四号院家里步行到怀仁堂，散会后又一起步行回家。他见陈毅浓眉微蹙，怒气未消，试探着问了一声：“老总，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陈毅似乎在想心事，所答非所问地嘟噜一句：“快走，吃了晚饭还要赶到机场为外宾送行！”

在驱车去机场的路上，宫恒征说：“老总，送外宾回来怕很晚了，接见留学生的事就改个期吧？”

“谁说改期？”陈毅说得斩钉截铁，“看着娃娃们犯错误，我陈毅睡得着觉吗？！”

2月16日晚上，中南海外事口会议室（现国务院第四会议室）灯光如同白昼。20多名“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作为500多名归国留学生的代表，围坐在罩着白台布的长条桌周围，等候陈毅的接见。长条桌边的小条桌旁坐了“外交部造反联络站”派来的三个人，桌上纸笔俱备，似负有速记任务。

主持人告诉大家：陈毅副总理因有外事活动，请大家稍候。同时发给每人一张小卡片，填写各人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等情况。

9时许，陈毅在警卫秘书宫恒征陪同下步入会议室，边脱大衣边致歉说：“对不起，让诸位久等了！”随即在长条桌的一头坐下来，拿起一张张小卡片念着，和大家一一认识。

“哟，已经过9点了！”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