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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丁在《对圣约翰的评论》中指出，在人类尚未堕落时，亚当吃禁果之前，并无私有财产，是原罪引来了贪欲，使人们在耕种土地时为“你的”、“我的”而争斗，私有财产于是产生了。

在犹太教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比喻：原始之罪常常被比作“原始资本”或“本金”，而“个体之罪”则常常被比作“利息”。

后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资本在其原始积累过程中，通过“对小生产者的野蛮剥夺”以及“对新大陆的血腥殖民”，将原本有限的资源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到少数富人手中，充满了有形与无形的暴力，因此才有了“资本的原罪”。以至于*在其《资本论》中愤怒地批判：“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也有神学家坚持，上帝的创世才具有第一原初性，罪只有第二原初性。与上帝创世时赋予人的最初的善性相比，人的罪性可谓是第二天性。但是，人处于沦落状态中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却不再是第一天性，而是第二天性。与沦落的现实相比，人的第一天性，即原初之善已经变成一种潜能，在历史上要上溯到无限遥远的过去了或推迟到未知的将来。所以刘宗坤在其《原罪与正义》一书中如此叹惜：“人的沦落昭示了生存始于一种悖谬，即人对向善的无力。人性之中的善根，在人的自由选择中乃如狂风中之芦苇，罪恶则是充满诱惑的奥秘，似乎在等待人们不惜代价去寻求。”

对于几代人都信奉天主教的黄氏家族，原罪问题是一出生就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信仰问题。“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圣经·诗篇》）。黄家四兄妹所接受的受洗这种宗教仪式，其本质就是对这种原罪的认服。法国思想家巴特指出，“做一个宗教的人意味着做一个内心矛盾、失衡、不和谐的人”。在时代的风浪中，黄氏兄弟如脆弱又韧性的芦苇，起伏跌荡中，人性的善与罪共存不悖并交替闪现。他们既有勤奋、坚韧、大胆、聪明、慷慨、温和的一面，也有贪婪、冒进、吝啬、无情、蒙昧、强硬、侥幸的一面。他们的生存，成为这两种性格和力量的角斗场，并永远激荡着汹涌的波涛。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信奉天主教的黄氏家族，一出生就必须面对原罪问题（2）

而到了19世纪，近代神学开始抛弃遗传论的原罪论，引人注目的是施莱尔马赫行。他指出：原罪的传播不是通过肉体，也不是通过灵魂，而是通过社会。这和中国的传统认识十分接近。孔子在《论语·阳货》中阐述他的人性观：“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就是人的天赋素质相近，而个性差异是后天环境习染所造成。当然，在近代神学观念中，“孟母三迁”似的中国智慧只是徒劳，因为浸染原罪的社会和环境是无处不在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正如前文所述，从地理环境来看，潮汕地区算得上是穷山恶水，生存条件十分有限，这方水土养活不了这方人，大家只能另寻生存的非常之法，或者冒着极大的风险偷渡香港或远走南洋。查阅此地的相关历史，我们看到，潮汕这块荒蛮偏避之地，在古代有过叛军和流放之徒，在近代闹过海盗和革命军，在现代更盛行走私、投机倒把的行为及一些群体性事件。这些人与事，都在挑战着当时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规则。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原罪自然肆意生长。

黄氏兄弟和许钟民等人都出生在贫困的家庭。黄光裕的父亲曾一度受到别人的欺负和歧视，而许钟民的父亲更是长年陷身于大狱之中；黄秀虹因交不上学费而不能及时领到课本，而许钟民则被元的学费整整羞辱了一个学期；黄家请人到家里吃一顿饭还得临时借米赊菜，而许钟民更是家徒四壁、连一张门床都没有……极度的贫困不是让人萎顿绝望，就是让人偏激不安。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正规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念好书考上大学、二是去当兵，但对黄氏兄弟和许钟民等穷小子来说，显然是此路不通。剩下的便只有偷渡、走私、投机倒把等充斥着原罪的旁门左道。贫困是一条恶犬，把走投无路的少年们赶上了不归之途。

在贫困与不安中泡大的黄氏兄弟和许钟民，却适逢其时地碰上了一个激荡多变的大时代。在这种时代的转折点上，建筑新的秩序还遥遥无期，旧的秩序却仍如沉重的枷锁一样套在人们的脖颈上，大家在这片混沌无序的地带左冲右突寻找着出路。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均喜欢讲这样一则现在听起来几近荒谬的故事：在1980年代初，政府还在为农民进行异地的长途贩运究竟算不算投机倒把而阴晴不定。《人民日报》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