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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炯然。但他才思并不敏捷,每作一文,都要搜肠刮肚地冥思苦想,有时弄得精疲力竭,写好后,改而又改,直到他满意的时候,才拿出来给朋友们看。这最后改定的文章,往往得到文坛的很高评价。但过去所作的数百篇文章,跟将要写出的这篇檄文相比,算得了什么!曾国藩想,那些诗序、文序、寿序,那些墓表、墓铭,要么是借题发挥,要么是无病呻吟,要么是碍不过情面而言不由衷,即使写得再好,也不过只是一篇好文章而已,它绝不能跟这篇檄文相比。这篇檄文可以振作士气,赢得人心,威慑敌人,瓦解胁从。它的作用,甚至能超过一支雄师劲旅,不然自古以来,何以有“传檄定天下”之说呢?在这样的檄文面前,一切文人之作都将显得软弱无力、黯淡失色。而这篇檄文,今天却要出自于一个三军统帅的笔下!这尤其使曾国藩激动不已。古往今来,檄文何止千百,有哪篇是统帅自己写的?没有!三军统帅亲拟讨贼檄文,就凭这一点,也将以史无前例的荣耀记之于史册!
曾国藩越想越兴奋,他熄灭香头,走下床来,挑亮油灯,拿出汤鹏所送的荷叶古砚,用道光帝御赐徽墨磨出一砚浓汁,选一张细密绵软的上等宣纸,握一管兼毫湖笔,迅速地写出檄文的题目:《讨粤匪檄》,然后离开书案,在房间里背手踱步打腹稿。
油灯一闪一闪地跳跃,照着他疲倦而亢奋的长脸,照着他宽肩厚背的身躯,一会儿把影子拉得长长的,映在墙壁上,如同一根竹竿;一会儿又是一大片阴影,把半边屋都遮了,如同起了半天乌云。“这篇檄文一定要超过《讨武曌檄》。”曾国藩想。他试图不落骆宾王的窠臼,设计了几种不同的布局,但比来比去,都不如骆宾王的好。无奈,只得步骆氏后尘,先来骂一通讨伐的对象。刚提起笔,他又感到困难。骆宾王对武则天熟,武氏许多把柄都在骆的手里。但曾国藩对洪秀全、杨秀清一无所知,对长毛也不甚清楚。在被长毛俘虏的半天中,他也只感觉到长毛的凶恶,恨朝廷命官,但并没有亲眼看见他们做过什么坏事。不过,长毛毕竟是可恨的,那天倘若没有康福来救,头早就被砍了。不管怎样,长毛都是强盗之列,必须痛骂一顿,以激起国人的仇恨。他提笔写起来。写好一段后,又反复斟酌字句,涂来改去,最后自己觉得满意了,才轻声念出来,看看抑扬顿挫、高低缓急的声调如何:
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们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则剥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户。
读完这段后,他觉得声调还可以。近来,曾国藩在军务之暇,悟出了许多人世诀窍,他把这些诀窍归之为“八本”:“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有时想,待长毛平定之后,在老家再盖一栋房子,这栋房子里典藏皇上的诰封和赐物,以及自己这些年所写的奏折底本、诗文日记和家中的图书,就将这栋房子命名为“八本堂”,把这“八本”之说刻在堂上,让它与皇恩和文册一起,传给子孙后代,永保曾氏家道兴旺。内容和声调都使他满意,曾国藩继续写下去。他想起去年出山前与郭嵩焘的对话。对!必须打起卫道的旗帜,以卫道保教来争取人心,特别是要激起普天下读书人的公愤。曾国藩写道:
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也。
他觉得这段写得很好,很有力量,是自己心中感情的真切流露,也为天下斯文之辈说出了久蓄于胸的义愤。接下去,曾国藩再将洪杨烧学宫、毁孔子木主,污关帝岳王之像、坏佛寺道院城隍社坛等话写了一段,他要以此激起全社会对太平军的仇恨。最后,曾国藩宣布自己“奉天子命,统帅两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并号召各方人士支持他。对这些人,或以宾师相待,或将奏请优叙,或授官爵,而反戈者将免死。如果谁“甘心从逆,抗拒天诛”,那么“大兵一压,玉石俱焚”。
全文写完后,曾国藩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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