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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确立这个事实，事实是，生活是商品，附带一张提货单，我想要吃的东西比我这个吃者更重要，一个吃一个，因而吃这个动词当家做了主人。在吃的行为中，主人的地位暂时受侵扰，正义暂时被击败。盘子与盘中物，通过肠部器官的巨大作用，控制了人们的注意力，统一了精神，先是催眠，然后慢慢吞入，然后咀嚼，然后吸收。精神方面的存在像泡沫一般消失了，绝对未留下它经过的证据或痕迹，它消失了，用数学的语言说，它甚至比空间的一点消失得更彻底。那种明天也许会回来的狂热同生活的关系，就像温度计里的水银同热的关系一样。狂热不会把生活变成热量，这应该是已经证明了的，因而狂热便奉献了肉丸和意大利面条。成千上万人咀爵时你也咀嚼，每一次咀嚼都是一个凶杀行为，造成了一种必然的社会倾向，你带着这种倾向往窗外看，看到甚至人类也会被正当地屠杀、致残、饿死，受折磨之苦，因为一边咀嚼的时候，你穿着衣服坐在椅子上，用餐巾擦嘴，仅仅这样的优势，就使你能够理解最聪明的人从来未能理解的事情，即：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生活方式，而那些聪明人却往往不屑于使用椅子、衣服或餐巾。于是人们每天在规定时间匆匆忙忙走过一条叫做百老汇的街道，这道穴一样的裂缝，寻求这，寻求那，确立这，确立那，这正是数学家、逻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等等的方法。证据是事实，而除了那些确立事实的人所赋予事实的东西之外，事实没有任何意义。

吞下肉丸，小心翼翼地把纸巾扔在地板上，打了几个饱嗝，不知道原因和去处，我来到外面街上二十四克拉钻石般的照人光彩中，同一帮去看戏的人在一起。这一次，我跟随一个拿着手风琴的盲人，走过了几条街。我不时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听一曲咏叹调。听歌剧的时候，音乐没有意义；在这条街上，它却有着真正的疯狂性，强烈地震撼人心。陪伴盲人的那个女人手里拿着一只锡杯；他像这只锡杯，像这威尔第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译者的音乐，像大都会歌剧院一般，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每件事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当他们被加到一块儿的时候，却莫名其妙地不是生活了。我自问，什么时候是生活？为什么现在不是？盲人继续往前走，我坐在台阶上不动弹。肉丸是腐烂的，咖啡是劣质的，黄油臭了。我看到的一切都是腐烂、劣质、发臭的。这条街就像一股臭味；下一条街，再下一条街，再下下一条街，全都一样。在拐角处，盲人又停下来，演奏了“回山区老家”。我在口袋里发现一块口香糖——我嚼起来。我为嚼而嚼。绝对没有什么比做些什么事更好的了，除非是作决定，而这是不可能的。台阶上很舒服，没有人来烦我。我是世界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我有所属，我无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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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八章（1）

我出神地在台阶上坐了一个小时左右。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每当我有一会儿时间来独自思考时，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不是必须马上回家，开始写作，就是必须出走，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着手写一本书的想法吓坏了我：有这么多东西要讲，我都无从入手。出走，一切从头再来的想法也同样吓人：这意味着像一个黑鬼一样工作，从而能勉强维持生活。对一个像我这样脾气的人来说，世界就是这副样子，绝对没有希望，没有出路。即使我能写我想要写的书，也没有人会接受它——我太了解我的国人了。即使我能重新开始也没有用，因为我根本不想工作，不想成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我坐在那里凝视马路对面的房子。像街上所有其他房子一样，它不显得丑陋而无意义，而且由于这样专心致志的凝视，它突然变得荒诞不经。用那种特别方式来建立一个藏身之地的想法，我感到是绝对疯了。我感到这城市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疯狂，它周围的一切：阴沟、高架铁路、投币机器、报纸、电话、警察、球形门把、低档旅馆、电影、手纸、一切。这一切没有也行，地球照转不误。我看着从我身边擦身而过的人们，想了解是否碰巧他们当中会有一个人会同意我的看法。假如我拦住其中一位，就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假如我突然对他说：“你为什么继续像你现在这样生活？”他也许会叫警察。我自问——任何人都像我这样同自己说话吗？我自问是否自己出了什么毛病？我惟一能得出的结论是：我与众不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管你怎么来看。亨利，我自言自语，慢慢从台阶上起来，伸个懒腰，掸一掸裤子，吐掉了口香糖，亨利，我自言自语，你还年轻，你只是一只童子鸡，如果你让他们用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