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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经济不能独立，注定成不了大事，充其量成为一个幸运的幕僚或倒霉的教唆犯乃至“自绝于人民”的“死有余辜”的替罪羊——中国自屈原起的几千年历史早已将此规律反反复复地演绎论证了无数遍。读书人终其一生都在做着一个“择明君而侍之”的痴心梦想，纵然鞠躬尽瘁，肝脑涂地仍被视为异类贰臣，却依然痴心不改，在我看来，与其称其为执着不如称之为犯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奴婢情结。�

那天晚上我正伏案奋笔疾书《论〈厚黑学〉在当代条件下向实践的转化》，忽然有个哥们来找我，他是我的中学同学王文革，稀饭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在市里一个清闲的机关里混，多日不见了。�

“嗬！啧啧啧！你他妈的居然还有闲心闭门读这种书写这种文章，难怪整天见不到你，又一个野心家诞生了！你想当康生呢还是当林彪？”他翻了一下书的封面，又抢过我的论文，惊叹道：“你他妈想升官都走火入魔了！不过，唐朝赵蕤的《反经》和清朝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比《厚黑学》实用得多，我有两本要不要借给你研究研究呀？”�

“有何高明之处？”我问。

“那可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和谋略家藏而不露，秘而不宣，读而不传，用而不言的一本政治教科书！集阴谋之大臣，执诡计之牛耳。你那两本书只是小儿科……我建议你好好研究研究。

“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我只是看着解闷嘛。”我有点不好意思，又把话题岔开，“你找我有什么事？”�

“什么事？别里科夫！你他妈的什么事都不知道呀？”他嘲笑我。�

“我这段时间只关心波黑局势和日里诺夫斯基的动向——那是俄罗斯政坛的一颗新星。”我笑，“到底什么事？哦，你想有个家了是吧？她是谁？”�

“胡说！我倒想有个家了可家里不要我了，我被赶出家门了。”他似笑非笑，“现在我无家可归了。”�

“怎么了？老头子看你不顺眼了？你那种好吃懒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家伙，迟早都会有这一天，我早就料到了，活该！”我有点幸灾乐祸地说。�

“我不开玩笑！我辞职了！上个月底办的手续，没跟家里商量。”他神情异常严肃，我这才相信他的话，那小子真的有那种豪气。他那当翻砂工的老子绝对干得出赶他出家门这事，这点我知道。�

“你疯啦？为什么？这么多的哥们都指望你来提拔呢？你呀你？”我气得抓住他双肩使轻摇，“到底为什么？”�

“也不为什么，就是看不惯，一副副阿Q的嘴脸，却要摆出一副贵族的神情，我受不了！解放才多少年？改革开放才多少年？中国哪里去找他妈的贵族呀？国家居然要把这种人养起来！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想干，整天胡侃瞎吹，不谋事光谋人……”他气咻咻地骂道。�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呢？”我着急地问。�

“社会活动家。先调查一下市场再说。赵卫彪和贾卫东都停薪留职了，革命不彻底！没种！他们合伙开了家火锅店，明天正式开张，今晚上招待哥们，我是专门来通知你的。”他说。�

“赵卫彪不教书啦？贾特派也不搞统战了？你们都疯啦！”我惊呼。这两人都是我高中同班同学，公认的一对才子。赵卫彪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离城几百里，不通电、吃水靠人背，九月份就下雪的高海拔山区。我去过那里，那里的山民以土豆、玉米为主食，高山气候使每个人脸上都有一块类似藏民的，妙不可言的“高原红”。我去之前赵卫彪让我带点大米，带支猎枪，我的新鲜感仅仅维持了三天。他的学校在一处野山旮旯深处，夜晚我和他几次在睡梦中被门外流连的狼和野猪惊醒，那种饥饿中的嗥叫让我毛骨悚然，我的那支小口径猎枪对他们而言无异于搔痒挠子。第五天就下山返城了。贾特派叫贾卫东，据说大学一年级就秘密入了党，但他自己一直否认自己是中共党员，毕业后被组织派到一民主党派搞联络工作，整天和一帮六七十岁的知识精英、社会贤达混在一起。我们都叫他“贾特派”、“间谍”或者“特务”。去年他和赵卫彪联名发表了两本诗集《我的出生是个事故》、《不要污染我的眼睛》，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稿费挣了好几千。没想到两个家伙又合伙开火锅店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看来我真成别里科夫了。�

王文革趁我不备，把《厚黑学》一下扔到床底下就拉着我出了门。�

夜幕中的虹红灯交相闪烁，把不大不小的蒙城掩映在一片扑朔迷离的光茫中，显得极富诱惑力和现代感，刻意炮制出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