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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又兮：我觉得这是纪录片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你永远都不知道最后出来的是什么，但是这是一个做片子的技巧问题，包括后来做《凤凰大视野》，那么大的节目，之前一定有充分的准备和一个想法、方向，不能因为纪录片是永远不知道最后是什么，所以我就不管了，我进去就开始拍，这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做非常丰富的工作，大量的案头工作之后，说我这个片子大概要这个样子。但是另一方面，往往最后出来的片子，绝对不是你最初想要的，其实是在做的过程中你会不断地在调整，也许在做的过程中，你会突然找到一个“啊，我觉得这个点非常好”，我就要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了。在前期拍完了，我觉得我应该这样来做片子，但是在后期编辑的时候，因为大量的思考是你在台子上磨磨磨，剪的过程中进行的，你把素材不断地搬来搬去，筛一遍，把粗的去掉，再筛，最后留下的是最好最精华的部分，然后你把精华的东西反复地来回调整，在这个过程里，就是一个你第二次思考的过程，其实最后的结论，最后的立场，最后你把握的那个分寸，是在后期的过程里完成的，它是一直在变的，所以我说不到最后片子播出，你永远不知道最后你会做出一个什么东西来。甚至有时候，包括在做关于越南的片子的时候，我记得都做了那么长时间了，到最后合成的前两天，我突然想到这个片子的点应该在什么地方，然后我就上台了，咔咔咔，把整个结构再调一遍！

所以我觉得纪录片的魅力也在这儿，就是不一样的准备会拍出来不一样的观点、视角，会使你关注不一样的东西，在前期拍出来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同样的这堆素材，我给不同的人去剪，又会剪出来截然不同的东西。贯穿着我自己的思考，我关注什么，我看重什么，我认为这个东西里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但是这也是一个挺个性化的东西，所以刘春老跟我说：“你太理性了，你能不能多一点女性化的感性？”可能是因为我一开始接的片子都是这种，像《揭秘国家大剧院》，也许换一个编导来做，也许他更愿意去做设计师的故事，或者关注这个建筑会怎么建造起来，但是我关注的是这里头的文化冲突，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的冲突，我觉得这个更有意思，所以我去做这个。结果我选择了这个点，它就注定了里头充满了思辩色彩。

你要站在一个高度上，看他的人生，跌下来，起来，跌下来，起来，把这个人生起伏里的无奈、感慨，这种人生的感悟做出来……

记者：你很幸运，在刚进凤凰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的态度。做完这两期节目之后你又做了什么？

姜又兮：从进凤凰到现在，我做专题是做得最多的，《揭秘国家大剧院》完了之后我做了《山水可染》，是讲画家李可染的。完了之后《鲁豫有约》开播了，我做了庄则栋那期，那本来是准备他们第二期做的，但是因为非常敏感，所以推后播出了。当时我记得老板非常慎重，我在编的时候，正好老板过来，他就专门调看了素材，调看了一段庄则栋谈到他跟江青关系的，现在好像咱们的尺度放开了，但是那时候2001年底，播出是2002年初播的，老板特别慎重，他专门看了那段素材，后来在正片里那段只用了很少很少的一部分，那个片子反响非常好。

其实你说我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但是我记得在我进入凤凰之后，从来没有人给过我定位，你想想，我来做的第一个节目，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就给我订飞机票了，哪有什么定位，就做呗。但是当时我记得，樊庆元也好，刘春也好，他们反复强调一个概念，就总是强调讲故事，一定要讲故事，不管说什么都要讲故事。

记者：是什么让你一到凤凰就如鱼得水？

姜又兮：我觉得就是空间，一开始它没有给你设限，没有说你一定要做什么，一定不能做什么。

记者：那你仰仗什么去做这些节目啊？

姜又兮：我还是说国家大剧院吧，做大剧院的时候，当时正好申奥，樊庆元就去香港了，他给我找了一个摄像，这个人是广院的老师，整个节目就是我们两个人拍下来，再没有其他人，就我们两个人，你说我仰仗什么？谁给我指导？的确就是它给你很大空间。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但是我记得，我的第一版做完以后，让刘春看，我记得我在开头还弄了一个多明戈在午门那儿演出的片段，然后说多明戈要演出，北京所有的演出场所都有问题，没有一个现代化的、高级的、各方面都满足的大剧院，所以就设在午门，但是设在那里仍然有很多问题，好像我就用了那么一个开头，要把它拐弯抹角地说到正题上去，用很多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