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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宣战，不也充满了草莽英雄的豪气吗？当满朝文武高唱着“外国有你的格林炮，中国有我的红灯照”壮胆时，这些庙堂上的当权者，与江湖中人，竟是没有多大的区别啊。

义和团既没有能够杀尽洋人，也没有能够救活大清，但在朝野两面，却各有深远的影响。在野方面，刺激到大江南北的秘密会党大盛，反洋教运动蔓延至中部和南方各省；在朝方面，为一个人日后登上权力的顶峰，做好了铺垫，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根本不相信义和团那套东西管用，他当山东巡抚时，就曾严厉镇压过义和团。义和团是被他赶得鸡飞狗跳，走投无路，才离开山东，移师直隶的。庚子巨变之后，朝廷红黑变脸，支持过义和团的朝臣，人头纷纷落地；镇压过义和团的人，则平步青云。袁世凯合当发迹，叙功升赏，由直隶总督升入军机，一时权倾天下，成为推动清末十年新政的重臣。清末十年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人心弦的事件之一。可惜匆匆光阴，都成逝水，百载基业，已及残年，无论如何努力，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一声巨雷，把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震坍了。继之而来的是一套从西方传过来的代议政制，诸如国会、内阁、总统，以及公民投票选举权，所有这些让西方感到自豪的概念，在中国已一应俱全。

但是，权力制度的表层结构，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民族的深层人格精神，和许多非工业化国家一样，中国的所谓民主政制，其实是西方国家的压力和盲目的模仿心理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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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大国的迷失（39）

尽管没有出现实质的转变，但革命至少给人们一线希望。孙文回国之前，已在伦敦向国内宣布：“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　1912年由官方主持召开的全国临时工商会议，使这种假象的可信程度，达到极点。100多名代表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实业的计划。谁亲耳聆听着人们的慷慨陈词，都会以为新时代已经降临。

但这仅仅是天边闪现的一道曙光，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体系还没有建立，而且不知道怎么建立。政治家们对此毫无兴趣。

北方既是一块培养义和团的土地，也是一块培养袁世凯的土地。

由前清士大夫阶级里脱胎而出的官僚集团，迄今仍是北方政治的主导力量。

中国是一个家族结构的社会。1894年清廷开始建立新军（新建陆军），以取代暮气日深的八旗、绿营旧军。最初主其事者并不是袁世凯，而是广西按察使胡燏棻。1895年袁世凯写了一篇《上督办军务处禀》，陈述练兵之法与营制饷章，大获赞赏，于是接替胡燏棻，负责督练新军。在距天津70里的新农镇（俗称小站）建营驻扎，并在淮、徐、鲁、豫等地招募壮丁，开始练兵。这就是北洋军阀的基本班底。

从那个时候起，袁世凯就梦想着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但究竟什么才叫“现代化”？它和传统的兵由将招，军以将名，官兵之间以私人感情为维系的部曲制度，究竟有何分别？袁世凯自己也说不清楚。在他心目中，采用西方国家的军制与操练方法，再装配现代武器，就是现代化陆军了。但这支军队的效忠对象，仍然只是个人，而非国家——所谓“个人”，不是紫禁城里的爱新觉罗氏，而是袁氏。

经过10年奋斗，他如愿以偿了。北洋集团的势力足以控制大半个中国。这是一个由军人、官僚和政客组成的松散联盟，臃肿、迟钝、保守、顽固。袁世凯虽为一代枭雄，亦不曾料及，这个集团居然可以助他登上总统宝座，最后又把他推下了皇帝的宝座。

在北方的政治社会中，人际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势力划分派别的依据，恒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熟悉和亲近程度。这种关系建立在籍贯、历史、私谊、利益的分配、各个派别的相互作用等等上面。政治伦理弥漫着强烈的人性色彩，在西方奉为圭臬的抽象观念，在中国没有谁会当真。

真正懂得现代民主的军人几乎没有。他们之所以和共和制度妥协，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可以大大利用，谋取更多的利益。那些带兵打仗的军人们，看上去像是在为新世界浴血奋战，其实他们对新世界一无所知。每个军阀都想扩张自己的势力，以便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家，最后狠捞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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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大国的迷失（40）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北方的官绅并不把这个南方人的政府放在眼里，他们已经在积极谋划，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