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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人们便可知道他们立身于何处了。

在中国的所有地区，官员们必须接受自治培训，同时还要举行专业考试，以便发现合适的专家，从事合适的工作。

几天以后，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时，采纳了蒋的全部建议。然而，他关于对“训政”阶段规定期限的要求则形同虚设。在1928年2月，整个问题看起来很不真实而且令人困惑。

确切他讲，“训政”阶段甚至没有开始，因为“军政”阶段还没有过去，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继续北伐，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蒋介石被问及北伐需要多长时间，他说他认为8月份之前能完成这一工作。

会议于2月7日结束。几天以后，蒋便与冯玉祥取得了取系。两个人共同草拟了重新北伐的详细计划，并完成了最高军事人选安排。

由于冯较晚与国民党结盟，眼下他还无意对蒋的最高权力表示疑问。双方同意蒋除了总体指挥外，还将亲自率领一路军的10万人；冯玉祥率领二路军；三路军由阎锡山率领；李宗仁率领四路军，作为留守部队。

即使在这一动荡与期待的时刻，上海还是吸引着蒋介石。

3月初，他携同蒋夫人又来到了上海。

霍林顿·唐曾记述到：“他对位于黄埔江畔的这个世界性的大城市并不非常喜爱，只有当职责需要时，他才呆在那里，”如果不是“非常喜爱”的话，那也一定是有与之具有同等潜在价值的东西在吸引他——朋友、金钱、影响、罪恶的魅力？——因为他从来不会离开上海很长时间。无论如何，他这次绝非是为了赞扬它而来到上海，而只是为了检阅他在龙华警备区的部队，并提醒他们，对于涉及到租界内外国部队的麻烦事情要袖手旁观，因为近来那儿已发生了几起类似的事件。

他说：“上海是一个所有国家的人汇集的地方，如果我们这儿的人不守秩序的话，那么，我们的任务将变得倍加艰难。上海的环境太糟糕了，大部分驻扎在此地三个月或者最多半年的军队都要变得士气低落，软弱无力。因此，我们这些军官必须下决心控制好部队，使士兵免受各种诱惑，约束他们的恶习，并为我们的士兵树立榜样。”

几天后，当他回到南京时，他决心采取无情的行动，枪决了50名士兵，因为他们被指控参与了头一年反对外国的暴乱。

此外还有很多人遭到军事逮捕。

这便是他向外国势力保证不再干扰他们的方式。他希望与他们的接触范围缩小而不是疏远。随后，他又正式向他们保证，在北伐期间将不会再有任何反对外国人的暴行。接着，他呼吁外国停止向军阀提供武器和资金，因为那样会延长内战。

月底，蒋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徐州，这是北伐第二阶段国民军前进所至的最北处。他把他的部队在扬子江的北岸按东西线部署。大约有70万人听从他的指挥，这是第一次北伐军队的近7倍。而他面对的是张作霖的40万人马——由他的儿子张学良（“少帅”）指挥，另外6万人由别的将领指挥。

4月7日，蒋宣布发起总攻，他的战略很清楚，而且最初是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的。主力部队是他自己的一路军，沿着津浦线向北挺进。与此同时，冯玉祥的二路军和阎锡山的三路军分别从南部和西部进攻河北，把东北军阀的部队从主战场牵制过来。进攻开始后的第21天，国民军开进了山东省会济南。

然而在济南，他们受到了一个新的意想不到的敌人——日本人的阻难。日军的一系列暴行是由所谓的“济南事件”引起的。

日本人曾一度为蒋感到一丝骄做，因为蒋受的是他们的那套严格的军事训练；但现在他们却把蒋看成是对他们掠夺北方计划的一个威胁，应该以某种方式控制住蒋，否则，他要把日本的保护对象——张作霖赶出北京。

日本人制造“济南事件”是因为在那里有重要的商业利益。

根据1919年的一个协议，日本已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中国还没有承认这一现状，日本却决定行使这一权利，并把它作为阻挠国民党北伐的理由。所以，他们向这个城市派驻了大量部队。

蒋介石急于避免冲突。他的部队没有必要经过济南，因为北部的军队已经溃退，于是他命令军官们不要进驻济南。但是，其中有名军官可能误解了这个命令，也可能对之表示蔑视，结果，他们开进了济南。不久，国民党军和日本便处于紧张对峙状态。

第一起暴行发生了。日本人包围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当地的办事处，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