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2/3 页)

说话的语气惊人地相似。只要他俩在，但凡想插句话，定是要拿出见缝插针的本领。

因为两人知根知底，所以，他们常常互揭老底。

鉴于来自大陆的主持人都没去过台湾，2004年，爱凤凰胜过爱自己的嘉耀热心地给老板和院长写了份报告，大意是作为沟通两岸三地华人的桥梁，凤凰却有许多主持人从未登陆宝岛台湾，如不能身临其境现场感受，实在是有负“桥梁”的盛名。

大概觉得嘉耀言之有理，老板和院长居然很快批示，照此办理。

6月，以传媒交流的名义，我们终于成行了。然而，七个人的旅行团中，却唯独了少了为我们跑前跑后张罗此事的嘉耀。或许是在电视上批判台独过于猛烈了，台湾居然拒绝发给嘉耀进入宝岛的通行证。

一路上，我们玩得兴高采烈时，总不忘朝着香港的方向，说一声感谢嘉耀。只有梁冬梁同学，趁此机会在嘉耀的伤口上无情地撒盐。

刚到凤凰，梁同学就警告我，做主持人可没那么容易。例证之一是，一次，他回广州过周末，顺便到唱片店去淘一些CD。正当他抱了一摞唱片准备结帐时，突然听到背后有人说：“怎么梁冬也买盗版碟啊？”顿时，梁同学冷汗横流，丟下唱片，仓惶而逃。

例证之二是，初到凤凰的梁同学，年轻的心灵也曾经倍受摧残。他不仅获得了梁继光的别名（取堵枪眼之意，无论什么节目缺主持人，必是梁同学挺身而出牺牲自己），还明明对体育不感冒，却被硬生生地拉去做体育新闻。

一天，面对几千万电视观众，梁同学用他那全中国主持人中最不标准的普通话（方言主持人除外），将“女子杯世界足球赛”一字一字、朗朗地了念了出来。同事听到后，想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他指的是“世界杯女子足球赛”。走出演播室，梁同学居然对此毫无察觉，直到同事委婉指出，梁同学才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其实内心尴尬万分），随口说：“这没什么啦，我以前还曾经把卖火柴的小女孩念成过卖女孩的小火柴呢！”

梁冬和嘉耀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偶尔，他们的表现也会南辕北辙。

2005年夏天，超级女声的热潮席卷了中国大地。当我和曹先生去现场观看超女的消息见诸报端后，刚刚升任资讯台副台长的嘉耀竟千里迢迢从香港打来长途，并在我的语音信箱里痛心疾首、语重心长地留言，大意是，子墨你作为一个知识女性，作为一个严肃的专题节目主持人，怎么能去追捧超级女声呢？这实在是和你的形象太不相符了！

我是知识女性，可我也是人啊！我想，这就是嘉耀吧，连开玩笑都一本正经！

其实，梁冬毅然决然地另谋高就，担任管理职务，是早有苗头的。那年在台湾，大家去逛诚品书店。蓓蓓姐抱回了几本讲述养生之道的书，我则收罗了一大堆关于西藏的书。当我们发现梁冬如获至宝地用他那胖墩墩、肉乎乎的小手，捧着的居然是厚厚几大本管理学专著时，大家立刻面面相觑，那表情分明是想伸手摸摸梁冬的额头，说一句：梁同学，你没事吧？

如今，梁冬贵为梁总，嘉耀贵为董台，对于这对活宝来说，我想升官发财倒是其次，关键是，从此，他们终于可以因距离而产生美了。

名字

念小学时，我喜欢这样介绍自己：“我是曾子墨，曾子的曾，孔子的子，墨子的墨。”虽然年纪小，说起春秋战国的这三个“子”，我的口气却不小，因为我知道，爸妈给我的名字足够让我有底气。不然，从小到大，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对它感兴趣！

到了美国，很多中国同学都用了英文名，我却一直用着汉语拼音，Zimo。好在这四个字母发音简单，美国人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叫出来，根本不用像说绕口令一般，和舌头较什么劲。

但我得到现在这个名字时，却已经六岁多了。之前，我用的是单名“虹”。

那时，我姐叫曾东，我哥叫曾方，我们三个合起来就是“东方虹”。

每次，收音机里响起“东方红太阳升”的熟悉旋律，我都会用稚嫩的声音，半是自豪、半是炫耀地对小朋友说，“看，又放我们家名字的音乐了！”

可是，同样的音乐，同样的名字，对爸妈提起，他们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明明是他们的杰作，但响亮而又时髦的这三个名字，爸妈似乎并没放在心上。

这是因为什么，年幼的我并不懂得，也从未想去问过。

直到1979年夏天，一天，爸妈把我们三人叫到一起，说要为我们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