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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了解社会。然而在中国的学校，高高的围墙给了学生一片世外桃源，却也让学生与世隔绝。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学校没有鼓励大家做义工，为什么中国社会缺失义工文化，但我相信，中国人是最有爱心的，也是最愿意帮助他人的。总有一天，义工会遍布中国。”

当我坦诚并且毫无修饰地写下这段话时，我并没有想到，正是这寥寥数语，帮助我走进了美国的大学。

一年以后，当我出现在达特茅斯为国际学生举办的迎新派对上，一位胖胖的美国老太太在嘈杂的人群中找到了我。

“我叫Judith。你是子墨吗？从中国来的？”Judith讲话的速度飞快，一口气说下来，没有任何停顿，洋溢着热情笑容的脸上，好像有一种迫不及待。

“是碍…”

我的话音刚落，Judith就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热烈得有些夸张的拥抱。然后，她笑容可掬地高声说：“欢迎！欢迎你来达特茅斯！我在录取办公室工作，读过你的申请。虽然你没有真正做过义工，但是我们都欣赏你的诚实，也喜欢你的思考！在达特茅斯，你会有很多做义工的机会！”

Judith的话是一份意外的惊喜。作为录取官员，每年她要审阅上万份申请材料。我不曾想过，我的坦诚居然会给她如此深刻的印象。可见说真话，自有说真话的魅力。

让“老美”热泪盈眶的作文

录取过程中，Judith记住的不仅是我的坦诚，还有我的作文。欢迎新生那天，Judith还告诉我，读了我的作文，她热泪盈眶。

申请美国的大学，作文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达特茅斯的作文题也处处体现着美式教育思想，其中第一个题目就是“描述一位对你影响最大的人”。

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想到了我妈妈。

我妈出生在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家庭。尽管连年战乱也曾经让儿时的她颠沛流离，但毕竟在1949年以前，更多的时候，她是人人羡慕的“赵家二小姐”。七、八岁的年纪，她就跟随大人，坐着军用专机，在不同城市间飞来飞去。刚过10岁，长辈的副官就手把手地教她自己开着吉普车，在城里四处转悠。

然而，对腐败官僚的痛恨，还有对新中国的美好向往，却让年轻的她抛弃家庭，远离亲人，成为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于是，和50年代所有热血沸腾的青年人一样，我妈也轰轰烈烈地投入到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中。

“文革”期间，我妈最终没有幸免于难。那时，她已经在人大教书。作为有着海外关系的国民党后代，她理所当然、不由分说地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反革命”。

在那段颠倒黑白的岁月里，即便红卫兵把10个毛主席像章硬生生地用别针穿透皮肤、别在她的10个手指上，扎得双手鲜血淋漓，她也不愿意承认，她背叛了国家。

那十年的不堪回首，我妈很少提及，即使说起了，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但是，艰难岁月中的亲情、爱情，她却一再提起。

我曾经问她，那些没有光明、没有希望的日子，她怎么度过？

她淡然一笑，说：“还有你爸爸，还有你姐姐和哥哥，为了他们，我也得活下来。”

我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即使是在众叛亲离，甚至连她的家人也劝我爸和她离婚、划清界限时，我爸对她也始终不离不弃。我妈被隔离审查时，我爸专门托人送进去一瓶她最爱吃的辣椒油，瓶底隐藏着一张纸条，叠得小心翼翼，上面有我爸亲手写的10个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看到那些熟悉的字迹，我妈泪流满面。她把字条藏在贴近心口的内衣口袋里，每当夜深人静，就会一次次拿出带着她体温的字条，在冷冷的月光下看得出神。

重新站上讲台后，她依然是最好的老师。那时，她和我爸说得最多的就是：“十年，耽误了太多时间，现在一定要把荒废的光阴都补回来！”

多年后，我问过我妈，她是否曾经后悔，后悔没有去台湾，去享受“赵家二小姐”的荣华富贵？每每此时，我妈总是一笑而过：“我要去了台湾，遇不到你爸，怎么还会有你啊？”

这就是我妈妈的故事，也是我在申请达特茅斯时所写的命题作文。作文里，我的英文远远算不上流畅，但我想，一定是字里行间的真挚情感打动了Judith，也打动了其他的录取官员。

后来到了美国，在一次中国学生的聚会上，谈起申请作文，一个女孩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