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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周边的关系就不好处理，于是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就选派他回老家来当了矿长，一干就是数年，生产稳定，效益很好，他算是对公司做出了突出贡献。公司给他的激励措施是，把他的两个孩子安排到锡都市经济开发公司上班，一家人全部办成了商品粮户口。

参观了他的院子，朱群才、鲤鱼岭村的支部书记、村主任，长治矿的魏矿长，以及大大小小工头，搞了两桌。企业花钱历来大手大脚，何况是招待地方长官？所以，安排有专门厨师做菜，花样不少，非常丰盛。他们已经打听得出新书记爱喝高度酒，于是，专程从县城买回52°的全兴大曲。等一上菜，大家便大吃大喝、大吹大擂起来。敬酒不喝不行，“喝死去个毬，只当老丈人家死头牛！”有了高度酒的作用，说话就开始放肆。朱群才与杨洪恩本来是邻居表叔侄关系，相互之间也骂得极其生动。不过，骂来骂去，总离不开男女肚脐以下的毛绒绒的家俬。席间，我出来方便，朱群才陪着我上茅厕。这老小子亲热地攀着我的脖子，一时兴起，用手在我的脑后瓜拨拉两下，我也回过手拨拉他两下：“你小子连佛爷的顶子也敢动！”于是，我俩倒是顺理成章地比杨洪恩还要早一点开上了户头。

农村工作就是这样，来不得温文尔雅。记得一次回到卞州母校，同学们搞聚会。多年不见，大家已经成了鱼龙混杂的局面。这个时候，男女同学间已经没有了上学时期的那种暗亲近明隔膜的状态，说话都比较随便。在卞州市文化部门工作的张大军说起有的同学在乡下工作，已经变得没有了文化品味，粗得厉害，颇含有贬意。那时，已经在乡里干上乡长的刘志海听得不耐烦，就说，“大军，你说的是个毬。你没有到过乡里，总以为我们粗糙。不是我们要粗糙，不信，你到乡里一干就知道了，在许多情况下，不粗还真的办不成事情。比如我们乡一次搞计划生育大突击，乡里派出的小分队在一个村子遇上了一个‘钉子户’。到了他家里，劝他采取节育措施，怎么做他的工作都不听，说话又很粗野。一个新进到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女孩劝他说，老乡你别这么倔，计划生育政策硬着哩！他直冲冲地说，计划生育政策硬？再硬也没有我的毬硬！小女孩又羞又气，哭了一场。谁知这女孩是我们书记的外甥女，书记就叫派出所所长去处理这件事情。派出所所长有办法，到了他家，用手枪指着那个群众的头问，是你的毬硬，还是我的枪杆硬？吓得那家伙乖乖的认罚。你说，碰到这种情况，不粗行不行？”这番话，给大军弄了个脸红脖子粗。

闲话少说。吃过酒席以后，我们的头都很晕，就睡了一个时辰，然后起来上了矿山。说是矿山，其实也就在杨洪恩家屋后的岗坡上。相距四百多米有两个矿口，东南边的叫做“长治矿”，是一个叫石林强的长治市广爱县人承包的。据说这个人太梗直，从来不巴结镇里的领导，可就是上交承包费利索。他们一年给镇里拿六十五万；另一个叫做“锡都市矿”，一年只给镇里上交五十二万。实际上，锡都市矿的生产形势比长治矿好。为此，石林强很不服气，总认为镇里有偏向，常给镇里提意见。由于整个矿山已经进入枯竭时期，井下打得矿洞套矿洞，两个矿上的工人在下边吃到肥矿时，常常会一向东一向西地打到一块。穿帮以后，矿工们各为其主，偷偷地把地下水往对方的巷道里灌；磨擦逐步升级，闹得最凶时，双方矿工常常大打出手。因此，镇里给朱群才的任务之一，就是经常处理两边的矛盾。正是因为两边存在有这些基本矛盾，才给我提供了一个增加锡都市矿承包费的契机。同时，两边的承包合同都快要到期，卞州、嵩山市已经有人打招呼想接这两个矿口，他们已经有了风闻，这两块肥肉谁也舍不得丢。在这个时候，利用矛盾，各个击破，镇里多增加他们一点承包费，话就好说得多。

站在山上，朱群才、杨洪恩、长治矿的矿长老魏以及企业办的管矿山这一块的专干，比比划划、指指戳戳地说了下边的大概形势，我们在心里就有了下边生产情况的大概认识，然后大家戴上头盔，坐着卷扬机下了矿井。好家伙！这矿井实在太深，出了罐笼，已经下到一百八十多米深。在好远一盏昏黃的矿灯指引下，我们又向下走了半天，巷道并不规则，左右拐弯或者上上下下的，又湿又滑，不一会儿，我们就累得气喘吁吁。杨洪恩说才走了不到三分之一。这种矿井，平巷道并不需要用原木顶，一个个巨大的矿柱支撑着各个巷道，照毛主席的诗词，可谓是“天欲坠，赖以柱其间！”看着这矿柱，叫我感到非常危险。有人说，坐飞机是死了没有埋；在矿井里干活，是埋了没有死。这话说得虽然玄乎，仔细想想，也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