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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部队中提了干、立了军功向父母报喜时，他们却告诉我，他们在我当时的年纪时早已有更可以夸耀的成绩了，而当他们已将一生都奉献给革命事业时，任何应获奖励的行为就都变成理应主动和努力去工作的平凡小事了。从那时起，我的心就平静地像一潭死水，不再希望以获取奖励来证明自己所付出的努力了。如今，每年我都会在党的系统、政府的系统和社会的系统中获得各种奖励与称号，但当我弄清了一个人是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时，任何的付出都只不过是在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

精神力量（2）

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也许根本无法理解我们这一代人所受到的教育，也无法理解与接受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因而出现了代沟，他们很难去崇拜为这个社会贡献出自己一切的老战士们。也许这些老战士已成为这个社会中最顽固地坚守信念的人，已不能再为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做出什么贡献了，但他们留给这个社会的财富恰恰在于顽固地追求着、努力着的一种精神。

许多人都以为我是个体户，以为华远是我的个人财产。虽然我的收入已经可以让我在退休之后安度晚年了，但我仍在为国有企业打工。许多境外的机构与民营企业用远远高于国资委给我的年薪标准几十倍、上百倍的薪资邀请我加入，即使我去干个体户，也会有大量的境外或民营的资金愿意加入和支持，我完全有能力和机会做一个民营企业家或是体面的个体户，收入也一定会远远高于现在的岗位。然而恰恰是这些顽固的精神，让我仍坚守在国企中，宁愿当个为国有资产拿钥匙的“丫环”。因为我并不是为了那点工资，也不是仅为自己活着。

我的父亲在战时和战后都是负责管理物资与商品供给的，他每次都因要提供计划性保障而担任全国体育比赛等各项活动组委会的副主任，因此能有一张免费观看各种比赛的入场券，偶尔被家人无偿地使用，除此之外，并没有享受任何额外的供给待遇。小心谨慎、廉洁奉公是父亲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就已经固化的信条，并由此延续至今。

尽管身为部级领导，父亲却坚持每周五到西单商场的小五金柜台参加劳动，以了解民情和市场，并和员工打成一片，甚至当上了给女职工介绍对象的红娘，至今许多已提升到领导岗位的老职工还都能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母亲“文革”后期主管北京市的副食、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但自己时常去菜市场排队购买豆腐，从来不利用自己的职权去谋求私利。那个年代，那些保持着一心为民、一心为公的党员本色的一代干部都能自觉地将公权视为是奉献与服务。

父亲退休之后，也正是改革的高潮，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人民的收入水平大大提高了。一家人中，父亲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最长、岗位最高，但工资收入水平却全家最低，甚至比不上刚刚参加工作的孙子辈的一代。退休金的多少并没有妨碍父亲扶助贫困失学家庭子女，因为爱好京剧，父亲选择帮助一个学京剧的天津女孩，不但负责提供她从中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和部分生活费用，还将自己珍藏了好几十年的二胡赠送给她。

现在的年轻人并不理解为什么他们的长辈至今仍穿着最便宜的外衣，甚至打着补丁，不理解国家给他们有专门的车辆保障，可他们却在七十多岁的高龄时骑着自行车去买药，在八十多岁的高龄时乘公共汽车去医院看病。

我们已无法改变父母的消费习惯和力争靠个人努力而不愿给他人增加负担的本性。尽管家里有电话、有保姆，但他们仍会力争自己照顾自己，会在家人不注意的情况下偷偷地跑出去，我们不得不请开电梯的工人帮忙监督，不让他们在没有家人或保姆的陪同下下楼。也许这就是人们戏称的老童心了，其实则是他们始终拥有一种征服世界的精神。

人们的观念已经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改变，历史已经和今天的生活愈来愈远，但翻开历史新的一页会发现，今天所有的一切都与父辈曾经走过的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没有他们的过去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幸福，而是给我们留下了一种永不被征服的精神。

（2007年5月24日）

责任

都说“六一”是个成人的儿童节，因为有很多父母在为这个儿童的节日而忙活，恨不得倾家出动，老少几代人服务于一个孩童。

每逢周末我都会接到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