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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激共产党对我们的关怀，用参观的方式，帮助我们改造；第二，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现在又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看了许多实在的东西，相信一定能建设好；第三，感到自己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还给人民增加许多负担，于心不安……

过了两天，韩科长召集我们九个人漫谈参观感想。我在发言中说：“国民党时期，为什么不能建设汽车制造厂？共产党找苏联帮助，国民党找美国帮助行不行呢？我考虑了几天，办不到。有许多理由，第一，国民党贪污之风不能肃清；第二，不用人才，只用奴才，用的三亲六故，不是小舅子，就是大妹夫，再不就是‘五同’，即同乡、同学、同事、同志、同参（在青帮家礼，同一辈就是同参）；第三，一个汽车制造厂的成立，要随之成立许多工厂，比如长春小五金厂、电木厂、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哈尔滨轴承厂、玻璃厂等，都是围绕汽车生产部件。不是单一汽车厂的问题，是整个工业化的问题。这是国民党没有法子建设起来的；第四，国民党办的兵工厂，设立军统局的‘警卫稽查组’，专门监视工人的言行，工人在那种情况下，能好好干活吗？更谈不到发明创造了；第五，如果国民党办的汽车厂，建那么些住宅，是不会给工人住的，要科长、处长去住，工人住草棚子；第六，最基本的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私有制度，不能为工人着想，不能为国家着想，只能为自己着想，只要自己发了财，有钱可以到外国买汽车。私有制度办的工厂，别的工厂不是援助而是拆台，或拿把，是没有计划的生产，不是全国一盘棋；第七，别的什么也不建设，单单建设起一个汽车厂，什么用也没有。国外不要，出不了口，国内不要，老百姓买不起。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工农业同时建设，齐头并进才需要汽车。这是全面的问题。”

每天上午学习，下午轮流做读书报告，把自己读书读报的心得，挑出一段讲给大家听。晚上文娱活动，打扑克，下棋，这里的生活倒很有规律。

忽然，我发现菜做的不对味了，我想可能炊事员换人了？张大光也这么说。呆了两天，我一问帮厨的，果然原来的炊事员走了。换来的这个人手艺不好，做的菜不好吃，不是淡，就是咸。我们这些人在旧社会吃惯了，什么东西一到嘴，就能知道味道如何，是怎么做的。在北京时，到一个没有吃过饭的饭馆，一进屋，叫茶房先舀一碗高汤，把高汤一喝，就知道这个饭馆子的好坏。如果是炖鸡的高汤，这个饭馆每天至少要卖30只鸡；如果是猪肉汤，这个饭馆就不值钱了。鸡汤越好，鸡卖得越多，饭馆的生意也就越好。这都是正比例。想一想这都是无聊的事儿。

一天，李所长找我到他那屋，他拿出一幅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交给我看，我一惊。他说：“你把这些人的名字注出来。”

这是1948年3月17日，在长春督察处后院柳树下面照的相片。那一天是长春特务追悼戴笠死去二周年。长春的军统特务齐集到督察处开会，当地的军政高级人员也来追悼。会后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共同照了一张大相片，照完相解散了。督察处的科长和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尚在院中，我见照相的还没走，就说：“叫那个照相的给我们照一张合影吧。”于是，安震东、张国卿，印匡时、陈牧、陈哲、陈寿岚、杨绍林和我，便站在柳树下面，照了这张相。现在不知怎么到了政府手里？我那时穿着反动派的军装，佩戴着肩章，还很英俊，现在一看真难看。我认为这就是我的进步，这就是在共产党改造下，我认识了过去的丑恶面目。

张国卿跑到台湾了，陈哲被宽大释放，其他的人，如印匡时、陈牧、陈寿岚、杨绍林、安震东均已被枪毙。只有我还活着，还能在这张相片上注名，真想不到哇！

解放前我在长春照相馆照相，每次都把底版买回来，有时也忘了。有一张八寸半身相照得比较好，我的喽啰每人到照相馆洗了一张，叫我写上上下款，还在下款写上“关梦龄赠”。有一次在一个督察人员家中看到了我的这张照片。这样做在特务机关是不许可的。戴笠活着的时候，一向是不照相的，无论哪个训练班毕业，没有同学录，没有合影留念。戴笠从不把自己的相片送给人，我也从没有见过他的相片。有一次他与蒋介石在一起，中央社的记者把他照上了。事后他叫中央社把他的相取消，不准洗出来，这是他的习惯。可是1945年“九？三”胜利之后，他穿上中将服，便照起相来。1945年12月16日，在北京和蒋介石于泰和殿前照了一张相片。出乎意外，照完相不久，1946年3月17日，他就坐飞机摔死了。死后，就用这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