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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又给北京胞弟写了一封信。我在10月中旬接到姐夫从北京来的信，他告诉我父亲在1949年夏天故去，我的老婆回了徐州，在我岳父那里。家中一切东西皆由我弟弟掌管。他对我置之不理，老婆回徐州，他一个铜板也没给。老婆只身抱着孩子走了。弟弟这样做太不应该，我要写信说说。

大概3点钟的样子我们出发了。马路旁的住户还在熟睡中，有一家挂着红窗帘，从里面射出光亮，似乎妈妈在给婴儿喂乳，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我是不会有的。我自己反动，结果把一个家庭搞得生离死别。父亲死了，我没有尽忠尽孝。老婆回徐州怎么过呢？自己今天押到这儿，明天押到那儿，到哪去都要夜间行进，见不得人。也难怪，我这种人叫人看见是颇不相当的。

早晨5点钟左右天亮了，看到伊通的房子，家家户户燃起了炊烟，有几个老头在马路边上拾粪，有的赶车往城里运柴草……我真羡慕他们的自由。坐了牢知道自由的乐趣，患了病晓得健康的可贵。

进了伊通县城。我知道这地方不会有人认识我，我便大胆地东张西望。总也没看到社会上的事物，感到一切都很新鲜；街旁有许多卖小吃的摊子，我发现有卖切糕的，我幼年就喜欢吃切糕。有卖花生米的，有卖油炸果的，这些东西我都想吃。有机会买一点，我还有几十万元钱呢。

车拐了几个弯，在一家大门前停下，像是一个大粮栈的后门。大门打开，车开了进去。这是什么地方？我们下了车，把东西往里搬。搬到里面才看见有木栅栏。这是一个五间房的看守所。左两间，右两间，中间一间是走人的。屋内是对面土炕。出来进去必须弯腰。我一看这地方太差了。没办法，进也得进，不进也得进，进去吧。我们住两间，分四个炕，用木栅栏隔成四个监号，我们16个人，5个人一个监号，尚传道单独一个监号。各监距离很近，彼此能看见，随便说话。我与徐克成、张伯桥、谷口、崔毓琛五人住里边一个监号。

这是伊通公安局看守所。五间监房，我们占了一半，那一半伊通公安局用。这儿的犯人说话我们能够听见。这儿看守所的制度与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犯人一动就要报告，“报告，我咳嗽！”“报告，我小便！”“报告，我换一换腿！”“报告，我擦鼻涕！”“报告，我找虱子！”“报告，我扣裤钩！”……一天的“报告”，彼落此起。看样子都是乡下人，或者是地主恶霸之流，长得土头土脑。王所长对我们说：“你们彼此之间不要叫名字，叫号，叫人知道你们是谁不好。”

我叫尚传道为希贤，他叫我梦龄。

我们来一班战士，看守所只有王所长一人，我们一切活动与伊通公安局的犯人隔开，只有吃饭在一个锅里煮。高粱米饭，白菜汤。千篇一律。

有一天，我对王所长说：“这菜里的盐太少，咱们自己买点盐，再买一点辣椒末。”

我们自己刷碗，扫地，晚饭后烧炕，各组轮班摊勤务。白天看书，晚上下象棋。坐在土炕上开“口头宴会”：这个饭馆子有什么名菜？那个地方出产什么好吃的？糖醋鱼怎么样做？锅贴鸡怎么做？你一句我一句，很有意思，津津乐道，臭味相同——对于旧的东西都那样留恋，对于吃喝玩乐的生活都不愿放弃。没有人反对开“口头宴会”。

到这之后没有材料可写，也没有人找我。我利用这个机会跟崔毓琛学俄文。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毛主席的《实践论》，由杨文昌负责领导。杨文昌是大学副教授，后来参加了军统，他是北平组的组员。解放后自首于北京，后来到了长春，在东北大学任副教授。他到长春报告过公安机关，因此他被捕后，公安局对他予以优待。他的理论知识很丰富，马列主义也有所体会。他领导我们学习，大家很有心得。

到这里没几天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情。张伯桥是中统局长春区的总务科科长，北平大学毕业，英文很好，国文也不错。他参加中统日期并不多，后来兼“长春特秘处”的调查组组长，由他收集情报杀害了一些地工人员。被捕后他始终认为自己必然被处死。每天老是摇头叹息，1949年在公安局把他案子结束了，1950年春把他解到长春监狱。大概考虑他是个危险人物，于是又把他解回公安局看守所。

早在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反动派要抓一个共产党的地工人员，这个地工人员是张伯桥的朋友，他把他掩护起来，救了他。解放以后，这位地工人员在察哈尔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充主任委员，知道张伯桥在长春被捕，便给长春公安局来了一封信，证明“一二？九”运动张伯桥有功，并给张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