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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变得沉重了。接下来他的发言内容几乎是重复了他在私下写给朱镕基总理的那封信。
李昌平发言完毕,他的“不和谐”声音让领导很生气;其他人全都闭目养神,一言不发。就这样沉默了一阵后,县领导终于开口:党委书记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今天的会议很不正常,这叫正气不足啊”。
县委的新决定和县领导的“正气”态度促使李昌平义无反顾地把那封信发了出去。
信发出后,李昌平一边按照信里的建议思路着手棋盘乡的改革工作,一边静观其变、静候佳音。
2000年4月1日,中央调查组的两位同志来到了监利县,他们没有惊动县领导,而是直接与李昌平接头,在当地展开暗访工作。在此后的4天时间内,调查组走访的情况正如李昌平反映的一样,有的还更严重。
第一部分 第44节:国脉(19)
中央调查组刚走,庞大的省市县调查组来到了棋盘乡,对棋盘乡的各项工作进行调查,李昌平一下子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县检察院到李昌平工作过的地方调查他的经济问题;在县里开会,李昌平不得不单独坐一个位置。在很多人看来,一个基层干部越级向上反映情况,就等于告本地官员的状,就是给本地抹黑。
5月8日,农业部打来电话,说朱总理等人在中央暗访组的调查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正在着手研究解决农村突出问题的办法,希望棋盘乡大力改革,年底再来检查。
6月6日,湖北省委书记、省长一行到监利县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认为监利县棋盘乡等一些乡镇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立即着手进行改革。至此,一场以棋盘乡为中心的湖北省农村改革正式登场。
但化解债务、精简机构、减轻农民负担,无一不是与既得利益者做斗争,困难重重,李昌平因此得罪了很多人。2000年9月1日,李昌平被荆州市委某领导定性为该县“不稳定的核心”。李昌平成了矛盾的焦点,他明白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在监利无法呆下去,他不得不选择离开。2000年9月,李昌平给县里递交了辞职报告。随后他孤独地登上了南下的火车,目的地是深圳——他这个乡党委书记也不得不像自己当初治理下的百姓那样背井离乡去打工。
一封信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李昌平的命运。之后,他从一个中国农村政策的执行者,转变为对中国农村政策的研究者。像李昌平这样的农村干部真可谓是“沧海一粟”,而这“一粟”也不得不漂泊于江湖,欷?中他的悲情结局让人感到悲壮。
中国的根本问题
李昌平的结局可能太悲情,而他的悲情换来的却可能是更多人的悲喜。他让这个社会从来没有如此般地关注过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他引爆了“三农”问题关注的新热点。正如他出走后两个月,在媒体组织的“2000年度人物”评选中,一位群众所评价的那样:“选李昌平(当年度人物)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他堂吉诃德式的举动,也不在于引发了当地机构的精简与改革,最重要的是他把问题摆到了我们的面前,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讲实话的基层官员。”
其实,李昌平也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早在1996年5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曹锦清就只身来到河南,记录其沿途所看、所听、所谈、所思,2000年结集出版了《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他在书中疾呼,改善乡村社会“是一个关涉到我们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在2000年前后,引起轰动的“三农”著作还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国农民调查报告》等,“三农”问题日渐成为学界、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
中国农民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存在,13亿人口中有9亿是农民,有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中国城市的母体。农民的变动,就是中国的变动;农民的变动,强烈地影响着世界的格局。“九亿农民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一抖”。毛泽东很早就断言:“在中国,谁不注意农民问题谁注定会失败的。”“几千年来,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沉默还是怒吼,决定着一切朝代的兴衰存亡;农民是积极还是消极,决定着任何社会是前进还是停滞;农民是拥护还是反对,决定着所有政治家的政治生命是存活还是死亡;农民是支持还是违抗,决定所有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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