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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等都是企图拥戴皇帝来搞中国维新之人。上个世纪末，中国与日本都曾受到西欧诸国触手的抚摸，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以及庚子事变，日本在经历了荷兰船、贝利、尊皇攘夷的内战之后进行了明治维新。西欧的东洋经营还顺便为东洋人带来了文明开化。康有为们只是因一时糊涂，而向皇帝请愿，提出改革维新主张。如后来辛亥革命所证实，没有任何实权的彼等文人只能是发一番议论而已。与之相反，日本的维新因是腰中带刀者所为，虽得以按计划进展，不过由于搞得过火，也失败了。

在中国人看来，康有为的那类意见无足挂齿。清朝皇帝的统治怎么讲都令人不痛快。当官的要穿清式官服、戴斗笠似的帽子，而且还留着尾巴似的玩意儿。老人们会不时提醒明朝灭亡有二百四十几年啦；拿起货币，那上面也有不认识的满文。

尽管嘴上不说，行动上亦未表现出来，然而在异民族统治之下，即便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同化，内里的那种民族抵触还是相当强烈的。某学者因晒书时吟了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而被杀头的消息，在人们中间口口相传。

清朝长期采取科举取士的制度。年轻人练习写八股文以求早日考中，接下来便花钱买得一官半职，然后利用官职，尽快地以各种手段敛财——归根到底是在政府与百姓之间大捞其财；一旦操之过急，合###变为非法，结果在大捞了一把之后逃回老家。这种贪污手段造就了一批拥有小资产的大家族。

最后清朝决定废除这一科举制度，代之以向欧美选送留学生。然而其数量极少，平庸者酷似近来的渡美大学生，优秀者到了外国得以更好地审视自己的国家，待到几年后回国时，会成为与政府毫无干系之人。

不过这个时期，即使不靠政府，也还有自己留学这一条路。特别是去日本，又经济又便利。因此，当科举的大门关闭之时，读书的青年人因为没了出路，非常多的学生就东渡来了日本。不仅学生，很多革命家也来到这里。革命党“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推翻清朝政府是当时中国人所持有的心理，革命是“必到”之事。在东京的学生和革命家都感到体内蕴藏着某种兴奋。

在东京都电的神保町与骏河台下之间，朝北向有一家书店。店名我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书店有一面陈列窗，陈列窗内摆放着《民约论》啦、《无政府主义》啦之类的书，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非常之畅销。书架上放着林琴南将西洋小说按照中国口味改写而成的作品以及古老的《水浒传》、《红楼梦》之类的小说。当时的日本人正沉浸在几次胜利的喜悦之中，对中国人的举动亦没有特别干涉。学生们由于那附近两家中国餐馆的存在，总算平复了对公寓膳食之不满。在这一学生界的幕后，革命组织正在不断发展壮大。顺便交代一下，所谓的革命没有丝毫英雄主义色彩，抓到了就要被杀头。孙文、黄兴不时地在东京露面，学生都欢迎他们。

另一方面，渐渐地学生多起来，也不知对日本有何妨碍，总之警察当局制定了所谓的学生取缔规则。因是公安局的立法，很像近来的出入境管理法。对象是外国人，本国国民不大注意这个，故而无需考虑什么民主、立宪、人权之类的，可以随意进行逮捕、驱逐、查抄。对此，留学生们以全体回国来进行了回应。

不过另一方面，为革命家提供帮助的人也为数不少。而且还有“###浪人”。这个在当时——当然任何时候都一样——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普遍的想法，即认为对于外国的反政府派，若为他们提供保护，日后会用得着。可当中华民国成立时，最晚一个表示承认的也是日本。据说当时认为“中华民国”一名对帝制日本有不良影响，而发明了“###共和国”这个名字的是外务省的官僚。中国人对待外国，出于礼貌，都使用好字，如英、美之类，可是日本的汉学界，却对别国不用好字相称。

孙文和黄兴进行了多次革命尝试，终于于1911年10月取得了成功，即辛亥革命。然而新兴知识分子以及同盟会却没能维持此次革命的成果。不久孙文也将总统之位拱手让于袁世凯，自己很快站在了反对党的立场上，被迫从头再来。一切旧官僚都不希望自己的地位被动摇，因此革命党无法发动他们。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革命与文学——记同日本有关的人和事（2）

回顾辛亥革命以前，情况大抵如上所述。科举制的存在，导致中国自古以来政治与文艺关系密切，因为人们以文章来书写政治。这文艺之中已经不包括卑俗的小说。那些科举落第、衣食无忧但却庸庸碌碌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