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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统一的欧洲，当然，就是受德国统治的欧洲，由盖世太保及与之同流合污的警察力量实行统治的欧洲。然而，尽管这个“新秩序”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压迫和报复，它并未在他们中燃起叛逆的精神。占领区的绝大部分人仍与纳粹政权采取合作的态度，以维持比较正常的生活。他们相信，实行总罢工，袭击德国监工或骚扰他们的政权机构或经济，势必导致大规模的报复或使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这样，在他们看来，还不如与也许会无限期地统治下去的占领者搞好共同的事业。这样做不但容易些而且能够做到。正是这种求生存的欲望把抵抗活动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事实上，参加地下活动的人寥寥无几，且在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游击队间，例如在法国，又常常发生互相削弱的和流血的斗争。唯一较大规模的抵抗运动发生在南斯拉夫，而这个运动也由于共产党人铁托（他力图团结反希特勒的一切力量）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米哈依洛维奇之间互相残杀而遭到削弱。

希特勒要将欧洲变为日耳曼帝国的目标现在虽昭然若揭，但其野心大到何等程度却仍未为人所知，甚至连他的许多敌人也猜想，这只局限在欧洲。在这个问题上，如他们看到了他手写的秘密笔记，肯定会大惊失色的。

为全世界利益故，英国目前的形势不予改变。由于种种原因，在取得最后胜利后，我们必须与之和解。

国王必须下台——由温莎公爵接替。我们将与他签订永久友好条约，而不是和平条约。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埃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半岛之古称—译注）他继续写道，将在“新秩序”下联合起来，从而实现查尔士大帝、尤金亲王和拿破仑梦想实现的欧洲统一。

最后胜利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把美国永远排除在世界政治之外，消灭他们的犹太社会为达到目标，戈培尔博士必须具有一位总督的独裁权力，以完成对种族混杂的劣等居民的全面再教育。在这方面，戈林也应尽一臂之力，主要是把有日耳曼血统的居民全部或至少百分之五十动员起来，进行军事教育，以获得民族主义的新生。

（5）

正当希特勒在制订征服包括五大洲在内的征服计划时，他的部队却在东方朝本土节节败退。在粉碎“堡垒战役”的胜利鼓舞下，苏维埃统帅部满怀信心，勇敢地转入反攻。在1943年后半年，红军在某些地方推进了400公里，把中部和南部的德军驱至第聂伯河彼岸。

这促使希特勒加速执行其“最终解决”的计划。1944年初，他批准向一大群非党员、非党卫军泄露这个秘密。1943年1月26日，希姆莱作了第三次讲话，是在波森的剧场里向260名左右的陆海军军官作的。他冷静地告诉他们，希特勒已把消灭犹太人的任务交给了他。“我可以告诉你们，犹太人问题已经解决了。”一阵掌声席卷了整个礼堂。有个靠近冯·格斯道夫上校（即那位要把希特勒和自己炸死的军官）的陆军军官激动地跳上椅子。在礼堂的后边，有个脸色难看的将军正在检查，看他的同事中有几个人没有鼓掌。他数了数，一共5人。

在尔后数星期内，希姆莱继续在进行他的启蒙运动。他向一群海军将领承认，他曾下令屠杀妇女和儿童。“如果我允许这些充满了仇恨的儿童在这场人反对非人的战斗中长大成人，那么，我就是个弱者，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罪人……但我们必须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原始的、独创的、自然的种族战争。”在宗特霍芬，他对另一群将领也讲了几乎同样的话。“在德国，以及在占领区，一般来说，犹太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说。当他说到这个问题“未作妥协”

便解决时，厅内出现了掌声。希姆莱在“最终解决”问题上共作了15次演讲，听众广泛，但，意味深长的是，外交部的人一个也没有。

1943年的最后几天，压得希特勒喘不过气来。他的军队在列宁格勒和整个乌克兰面临着新的挫折。不仅如此。由于党卫军法官摩根终于挖出了布痕瓦尔德贪污案的网络，希特勒的灭绝计划受到了威胁。集中营指挥官科赫的同案人科勒害怕了，同意出庭作证。他被关进监狱，作为人证，但不到3天，他便死在狱中。在铁证面前，在摩根的无形审问下科赫顶不住了。他供认，除了靠犯人发财外，为了保住秘密，他处决了不少犯人。

对科赫的起诉虽然成功，但摩根并未因此而满足。他沿着贪污的线索追至波兰。在卢布林，集中营的指挥官热烈欢迎了他。该指挥官名叫维尔特，曾在贝尔赛克任格斯泰因的向导。他自豪地透露，他不但在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