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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宾特洛甫没了主意，连忙打电话给阿托利科大使征求意见——他说，不是因为他是大使，而是因为他是俄国问题专家。阿托利科同意大岛的看法，认为轴心国若与克里姆林宫接近，俄国人便更容易在巴黎和伦敦“把货物吊起来卖”。

苦恼的里宾特洛甫想必与身在贝希斯特加登的希特勒在电话里讨论过此事并取得了新的指示。当晚。里宾特洛甫便向莫斯科发出另一封电报，取消了先前主动向俄国人作的建议。冯·德·舒伦堡大使若未收到新的指示便不准轻举妄动。

希特勒认为，接触的俄国人级别太高了，便令威兹萨克去探听阿斯塔霍夫的口风。3月31日，他按指示执行。从内容和语调上看，他们的谈话都让人恢复信心。元首于是便于当日晚些时候发电给舒伦堡。指示他一定要“与苏联进行谈判”。这封电报刚一发出，另一封又发了出去，建议恢复与俄国人进行的经济谈判。然而，斯大林的疑心超过了希特勒的疑心。到6月底，由于未取得重大成果，希特勒便下令中止谈判。双方似乎都急于要共度的密月也就告吹。

斯大林所追求的西方，在达成协议方面，并不比希特勒更有所进展。在伦敦，由于克里姆林宫不愿认真谈判，哈利法克斯勋爵已忍无可忍。他向迈斯基抱怨说，什么都说不行，这并不是谈判。它“酷似纳粹对待国际问题的方法”。苏联于6月29日通过《真理报》对此作了回答。《真理报》的这篇题为《英美政府不愿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签订条约》的文章写得非常辛辣。苏联在迟疑的真正原因是，它积极地怀疑英国的目标是将它卷进对希特勒的一场战争中去，而自己则将军事上的损失减至最小。同样持怀疑态度的日本驻伦敦大使向东京报告说，据自己的印象，英国又与通常一样，在耍两面手法：用与苏联进行的条约谈判威胁希特勒，用与德国保持和平的计划反对斯大林。

与此同时，希特勒整个夏季都躲在贝格霍夫，既不在外交界抛头露面，也不发表重要的演说。这段的沉默也许是其自身拿不定主意使然，也许与其信念有关：大部分问题，你若不管它，它们便自行解决了。不管属何种情况，他都不可能做出更能使对手混乱的事情来。这是个被动消极的季节。他耐心地倾听着墨索里尼写来的书面警告——是由一位将军亲自送来的。墨索里尼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又说他们两国都需要和平。“要到1943年后战争的努力才会有最大的胜利前景。”当将军念到墨索里尼不大愿意参与欧战时，希特勒并不想与之争辩。他自己的意图还是孤立波兰，把战争限制在局部。至于如何做到这点，他并不需要听一个意大利人的高见。

在他的几个副官看来，他明显地轻松多了。他于7月中旬下山，在慕尼黑作了短暂的停留，在国家歌剧院观看了专场为他演出的《汤好色》（Tannhauser，德国13世纪时，一武士兼抒情诗人，裨史载其在维纳斯堡一山洞里与维纳斯纵情淫乐，后忏悔。瓦格纳据此写的歌剧也叫Tannhauser，中译为《汤好色》——译注）。这部歌剧还有个新的特点，是专为这位国家元首希特勒增加的情节：两名全裸的姑娘，一名演欧罗巴，骑在公牛上；另一名演丽达，带着天鹅。

一星期后，他到了白莱特，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瓦格纳音乐节。这次音乐节除演出了《戒指》外，还增加了扣人心弦的《崔斯坦与帕西法尔》。每次演出他都邀请他中学时期的朋友库比席克前来观看，但直到8月3日，即《歌德达马隆》末场演出后一天，他们才相见。那天下午，党卫队一名军官陪同库比席克来到万弗里德旅馆。希特勒用双手紧紧握住老朋友的右手；库比席克感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库比席克有点不好意思地拿出一叠印有元首的照片的明信片，想让希特勒签名，以便带回奥地利去分发给朋友。希特勒戴上老花眼镜——他很小心，遇有拍照都将眼镜取下——热心地在每张明信片上签名，库比席克则在旁小心翼翼地将墨迹一一弄干。之后，希特勒便领库比席克到花园瞻仰瓦格纳之墓。“我很高兴”，他说，“能在同一地方再次碰到你。这是我们俩过去最崇敬的地方。”

由于当了元首，肩负重任，希特勒的私生活已难得有趣，而这一小插曲是罕得有的私生活的一个例子。给爱娃·勃劳恩的时间也很少；直到1939年年初她才住进总理府内的卧室。她睡在兴登堡生前的卧室里；室内的主要饰物是一幅俾斯麦的大像。元首有令，窗帘永不准拉开。这间忧郁寡欢的卧室（及一梳妆室）可与元首的书房相通。但他却要她通过佣人专用门进出他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