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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了郁达夫之后，害怕郁说出什么对自己不利的话，便在森林里将郁达夫活活扼死。之后，直接参与杀害郁达夫的两个宪兵便开了小差，从此下落不明。由于铃木正夫始终不愿公开来源者的姓名，而且其对“凶手”均用英文字母表示，铃木称他答应过被采访的凶手不公开他们的姓名，因此也颇受置疑。

据学者推测，之所以日本宪兵在投降后还杀害郁达夫，是因为他当过日本宪兵的翻译，知道太多内幕，怕在日本人受审时郁达夫作为证人指正他们，故痛下杀手。

其二，可能死于印尼独立军之手。日军投降以后，印尼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很多印尼共产党人开始捕杀日军和亲日分子。由于郁达夫曾是日军的翻译，加上印尼独立军与华侨联系较少，并不知道郁的真实身份。所以，那天晚上将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独立分子，郁很可能被他们杀害。但是，反对者认为，当时郁达夫是上了一辆小汽车之后失踪的，当时在印尼只有日本人有小汽车，所以郁达夫不太可能死于印尼人之手。

其三，可能由华侨朋友秘密掩护转移。郁达夫在印尼华侨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可能在武吉丁宜、巴爷公务的华侨组织帮助下秘密转移，脱离了日军所控制的范围。鉴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闭塞的交通环境，郁完全有可能在途中出现意外。

其四，可能是死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这一说法缘于郁达夫本人对国民党一直心存的忌讳，他害怕国民党某要员公报私仇，以他为日军做“通译”为借口杀害他。可能这一担心变成了事实。

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抗日】

1937年，郁达夫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并与杨骚一起担任《救亡文艺》（日刊）主编。郁达夫在47天内，发表的作品就有20篇（其中连续8天，每天写一篇）。后《救亡文艺》引起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省保安处的惊慌。省保安处派特务破坏，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被迫停止活动。然而，郁达夫仍下定决心，要为抗战而献身。他在光禄坊寓所为文学青年程力夫的题词中写道：“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次年3月，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离开福州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12月，郁达夫到达新加坡，主持“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工作，同时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通过撰写大量宣传抗日的政论、短评和诗词，在南洋一带的华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2年2月，新加坡失陷，作为南洋文化界抗日领袖的郁达夫便开始在南洋的诸多岛屿间不停地转移。郁达夫很有语言天赋，除了母语外，他掌握了日语、英语、法语、德语，来东南亚以后，又初步掌握了马来语和印尼语，再加上原先就懂的闽南话和粤东话，语言上的优势，大大增强了他与外界交流的能力和欲望。4月中旬，他化名赵廉，来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的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小市镇。

在苏门答腊，郁达夫被日军强征做了8个月的翻译。一天，郁达夫化装成工人，乘公共汽车去办事，在路上遭遇日本宪兵队的汽车。日军勒令公共汽车停车，随后，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一个凶神恶煞般的日军军官带领下冲上了公共汽车。为首的日军军官用日语叽哩呱啦说了一大通，可由于不懂日语，大多数乘客和司机都不知道日军要干什么，一个个被吓得面如土色。此时，郁达夫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向为首的日军军官。他听出了日军只是问路而已，于是他便用流利的日语为日军指出了道路。这位初到苏门答腊的日军军官偶然遇到这样一位精通日语的当地人，不免惊喜万分，他仔细询问了郁的名字和地址，举手敬了一个礼，车就开走了。

两天以后，驻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队找到了郁达夫，软硬兼施，“邀请”他充当“通译”。郁达夫思考了几天，决定把这个条件充分利用起来，以便于从事抗日斗争，但他的条件是不领取日本人的报酬。从此，这位大文豪的身份便是一位身兼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队“通译”的华侨富商赵廉。

由于郁达夫会说日语，日本人又对郁达夫很是恭敬，印尼当地人都认为郁达夫是日本人的间谍，碰到日本人的那天，当公共汽车到达目的地后，郁达夫去买香烟，当地人非常害怕，都不敢跟他说话。当郁达夫担任日本人的“通译”后，当地人对他更是怀疑。

郁达夫在担任“通译”期间，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掩护和支持华侨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这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