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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父亲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轻松活泼比较自由的气氛中，度过了他们的蒙馆生涯。”

关于“恪”的读音。

陈寅恪的“恪”这个字，被普遍读作“què（确）”，根据是：陈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系统，客家人读“恪”作“què（确）”。但据金文明《守护语林》中所作考证，这是以讹传讹之谬。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没有q这个声母，凡普通话q声字在客家话里多读作“k”。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的《李氏中文字典》用“课”注“恪”的国音，而用“确”注“恪”的粤音。而据陈寅恪助教王钟翰回忆，陈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可见“恪”绝不读“què”，惟其粤音注音字“确”的普通话读作“què”，而因此就自作聪明给“恪”编一个新音，是很荒谬的。陈寅恪本人也认为，用普通话时，“恪”当读作“kè（课）”，而这也是“恪”字在普通话中的惟一读音。

据说，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

陈寅恪的老家江西修水，“恪”字辈已不下千人，叫“陈寅恪”的就有6人。这些以“恪”命名的宗亲，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的长辈，都读“恪”为koh（古入声）。

陈寅恪从青年到老年，从没有将“恪”写成que音。例如他在瑞士、美国、德国留学和发表论文的署名，以及1956年在中山大学《本校专家调查表》上填写的名字拼音均为ChenYinke或ChenYinKoh。北方方言已无入声，古入声koh在当年的北平官话中已转化为kè，陈寅恪及其兄弟在正式场合都使用kè音。

根据陈寅恪生平经历，应该是从清华园开始被人叫成陈寅què的，至西南联大、成都燕大时期，已约定俗成。但陈寅恪本人并不认可，在成都燕大时曾亲口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我的名字念‘客’。”

据说，陈寅恪到中山大学后，师生职员相沿成习念què，与其夫人唐筼不无关系。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自幼依母在天津长大，母音为平津一带的语音。她读“恪”为què，当学生称寅kè先生时，她常常纠正说要念què。

陈寅恪幼年在湖南时，只有八、九岁。祖父陈宝箴会客，陈寅恪随侍在旁静听。客走后，谈过的话，别人都记不得了，陈寅恪照述无遗。他从小看书，只看一遍，就能背诵，对新旧唐书尤其熟。

说一则陈寅恪父亲的趣事。陈三立（陈寅恪父）不辨菽麦，有一次谒中山陵后，见道旁稻秧成排，丰腴翠美，不由赞道：“南京真是好地方，连韭菜都长得这样齐整！”

哈佛大学派赵元任请陈寅恪前往任教，陈婉拒之，说：“我对美国的留恋，只有波士顿中国餐馆醉香楼的对虾。”

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时，当时在外的留学生离婚盛行，有些留学生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对于这些事情，傅斯年、陈寅恪是不掺和的。当时留德同学中的玩笑话，用来说傅、陈二人，说这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当时史语所的研究员们大都在北大、清华等高校兼课，以贴补家用，有“大炮”之称的所长傅斯年怕耽误研究工作，故规定凡史语所专职研究员，必须在所里办公，不得在外面兼课。陈寅恪当时仍住在清华园并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对傅斯年的这条规定，陈寅恪表示拥护但不服从，赵元任也对傅斯年对其不予理睬。傅斯年甚是头疼却又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妥协。史语所研究员李方桂回忆说：“他（傅斯年）不得已，为了请到这两位杰出的人才，只好退让一步。说，好！只有你们两位可以在外兼课，别人都不许！为了顾及某些特殊人才的特殊情况，他也只好不坚持他的原则了。”

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去德国旅游，俞大维和陈寅恪请他们看德国歌剧Freischutz，结果送到戏院门口，自己却要走，一问为什么，陈寅恪回答说，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要是这哥俩也去看戏，那回去又得吃好几天干面包。

在德国时，陈寅恪等一群朋友经常相聚，而吃饭时则是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当时在德国的留学生都比较清苦，俞大维是最不容易见到的人之一，因为他黑白颠倒，日当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