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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午他说了很多话，其中有一句话可能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动听的、也是在我的记忆中保存最深的。那是在那瓶二锅头酒基本一空的时候，他夹了一颗花生米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然后一字一顿地说：

“我这儿正好缺个帮手，如果你不怕委屈的话，先留在我这里帮帮忙，等以后有机会可以再换嘛……”

——这句话直到现在我还能够一个字不错的记得，以及他说这句话时眼睛盯着手中的酒杯、那种看似漫不经心实则下了很大决心似的神态。

当时我几乎是失声叫了出来：“好啊……”

老板姓赵，由于经营着这家鱼头泡饼屋，所以周围的人都叫他“老鱼”。

后来和泡饼屋的服务员小翠熟了，她才告诉我，其实那天看我直到三点多了还不结账老鱼就已经看出来我的心思了，只是他没有说破。而且其实那时他店里的生意很不好，正在考虑转让，当然肯定也不缺帮手。

我真的感激老鱼。

我在老鱼的餐厅里做了将近一个月的服务员，除吃住外还领了四百块的工资。

一个月后我就离开了那里，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写文案。再后来，我的工作就开始像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很多单位现在都已经不记得了。但无论换了什么单位，我肯定第一个打电话通知老鱼，告诉他我最新的电话和地址。我时常在周末的时候去找他聊天、喝酒。我和老鱼的关系也越来越像哥们儿。

有时候我也有意多带些朋友去那里吃饭——当然是要付费的，只不过打一点无关痛痒的折扣而已，算是替老鱼揽客吧。

九个月后，也就是1997年的春节前夕，老鱼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餐厅要关门了，他准备回老家去，不回来了。

北京边缘（5）

走之前我们没见面。老鱼说别来了，这种场合下一定会喝多酒的，是朋友以后肯定还会见面的。

然后他就从此杳无音讯。

从此，我和老鱼再也没有见过面。

3

现在是我蹲在北京边缘的第七个年头。

之所以说“蹲”，是由于在很多北京人的眼里，外地人是永远不可能和他们平起平坐的，既然如此，所以我宁可选择蹲着。

“蹲”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含义，由于这是一种很不舒服的人体姿势，所以保持这种姿势的人不会安于现状，他时刻想着走开，想起跑，而且这种姿势相比坐着、相比卧着、相比躺着、或者相比趴着等等姿势起跑更为容易。

换句话说，与以往的心态大不相同，现在我实实在在想凭着自己的本事在祖国的心脏地带做出点事情。具体做什么呢？我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所以就只有习惯性地晃晃悠悠地在河水里摸石头。

然而一晃七年过去了，我对河里的石头依然陌生得一塌糊涂，当初仅有的一点想法至今也毫无眉目，现在沦落（或者叫被收容）在一家牌子很大——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出版公司——却只有十几个人一年到头只能靠出一两本人物名录过活的出版公司，我的职务名称是编辑兼图书策划，我的实际工作每日校对整理一些街道办厂长或是写过几篇论文画过几幅风景画的滥三滥四的人物小传（当然都是《世界名人录》要收录的了），简直无聊透顶。

薪水嘛不多也不少，勉强应付我的日常生活和偶尔出去花天酒地一下的开支，基本属于“月光”一族——这也正是我迄今为止还和老段希言三人共挤一间灰黑斗室的主要原因。

诗自然是不会再写了。

自从七十七个月前离开小县城，我就再也没有动过这个念头。

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已经渐渐淡忘了“诗”和“诗人”这两个词，就像海水冲过，沙滩上曾经写上去的海誓山盟的文字被轻易地冲刷掉，干净而彻底，不再有一丝痕迹。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给自己找到了一份伟大的工作：从事“文学创作”——这个词听起来有点酸酸的，所以后来我又改为“写作”，再后来改为“写东西”，再后来根据自己写的一大堆文字的基本性质和共同特点，最终命名为“写黄｜色小说”。

我也不愿自甘堕落的。生活中有些事情不是你能够左右的，譬如为了钱、譬如你喜欢。我是属于后者，因为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做这件事让我觉得如此兴奋和安慰，像抽烟喝酒或者蹦迪的感觉。

当然也为此挣到过钱。曾经有一个偏远地区的三流杂志采用了其中的两篇，加起来二十几万字，稿酬接近四万元。但钱很快被挥霍掉了，因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