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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色斑驳，有白有黑，有红有黄。都是些本地出产的土种马，模样不俊，膘不肥，体不壮，鬃毛凌乱，鞍具破旧。有两匹马根本就没有鞍具，只在马腰上搭了一条麻袋。在火把的照耀下，马的头显得又大又笨，马的眼显得又明又亮。捕快们举着火把，特意地照看了店门上方悬挂的匾牌，然后便不紧不慢地敲门。

没人来开门。

捕快们砸门。

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些捕快，根本就没想抓他，如果真要抓，他们就不会这样子磨蹭，他们也不会这样耐着性子敲门。他们当中不乏翻墙越屋的高手。

他的心中，生出了许多的对捕快们的好感。当然他更明白，捕快的背后，是钱大老爷，而钱大老爷的背后，是自己的女儿眉娘。

店门终于被砸开了，捕快们举着火把，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他随即听到了妻子装疯卖傻的哭声和笑声，还有两个孩子惊恐万端的哭声。

捕快们折腾了一阵，打着火把出来，有的嘴里嘟哝着什么，有的连连打着哈欠。

他们在店前磨蹭一阵，便吆二喝三地上马走了。马蹄声和火光穿街而过，镇子里恢复了宁静。他正要下堤回家，就看到，镇子里的千家灯火，如同接到了一个统一的命令似的，一齐亮了。停了片刻，大街上便出现了几十盏灯笼，汇集成一条灯火的长蛇，飞快地朝他家的方向移动。他的双眼里，流出来滚烫的泪水。

遵照着有经验的老人的指示，在以后的几天里，他白天还是躲了出去，到了夜晚人脚安定之后再悄悄地溜回来。白天他躲到马桑河对岸那一大片柳树林子里。

那里边有十几栋乡民们烤烟用的小土屋子。他白天在那些小土屋里睡觉，到了晚上，就过河回家。第二天早晨，用包袱包着煎饼，用葫芦头提着水，再回到土屋里去。

紧靠着他藏身土屋的那几棵大柳树上，有十几个喜鹊的巢穴。他躺在土炕上，吃了睡，睡了吃。起初他还不敢出屋，渐渐地就丧失了警惕。他溜到树下，仰着脸看喜鹊吵架。一个放羊的身材高大的青年与他成了朋友。青年名字叫木犊，非常的憨厚，心眼子有点不够用。他把自己的煎饼送给木犊吃，并且对他说了自己就是那个打死德国铁路技师的孙丙。

二月初七日，也就是打死德国技师的第五天中午。他吃了几张煎饼，喝了一碗凉水，躺在土炕上，听着外边喜鹊的喳喳声和啄木鸟钻树洞的笃笃声，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突然从河对岸传来一声特别尖锐的枪响。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听到后膛快枪的声音，与土枪土炮的声音大不一样。他的心里一惊，知道大事不好了。

他从炕上跳起来，抄起枣木棍子，把身体影在破旧的门板后边，等待着他的敌人。

随即又是几声尖锐的枪响。枪声还是从河对岸传过来。他在屋子里待不住了，便溜出门，弓着腰，翻过几道颓败的土墙，窜进了柳树林子。他听到马桑镇上，老婆哭，孩子叫，马嘶、驴鸣。狗汪汪，杂乱的叫声连成一片。看不到对岸的情景，他急中生智，将枣木棍子别在腰带上，爬上了最高的一棵大树。喜鹊们看到入侵者，结成群体向他发起猛烈的进攻。他抡圆棍子，一次又一次地将它们轰退。他站在一个巨大的喜鹊巢旁边，手扶着树杈子向对岸张望，镇上的情景，历历地摆在眼前。

他看到，足有五十匹高大的洋马，散乱在他家店前那片空地上。一群衣衫灿烂的洋兵，都戴着饰有鸟毛的圆筒帽子，端着上有枪刺的瓦蓝色的快枪，对着他家的门窗啪啪地射击。枪口里喷出一簇簇白烟，如团团旋转的雏菊，久久不飘散。

洋兵们身上的黄铜纽扣和枪筒上的雪亮刺刀，在阳光下散射出耀眼的光芒。在洋兵的背后，还站着一些头戴红缨子凉帽、前胸后背补有圆形白布的清兵。他一阵目眩，手里的枣木棍子脱落，碰撞着树杈子，噼里啪啦地掉了下去。幸亏他的一只手牢牢地抓住了树枝，才没有栽倒树下。

他心急如焚，知道大祸真正地降临了。但他的心中还是残存着一线希望，这希望就是：妻子发挥演过多年戏的特长，特别优秀地装疯卖傻，而那些德国兵也如钱大老爷派来的捕快一样，折腾一阵，然后就无功而返。也就是这一刻，他下定决心，如果能逃过这一劫，马上就带着妻子儿女远走他乡。

最怕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他看到，两个德国兵架着妻子的胳膊往河堤上拖。

妻子尖利地喊叫着，双腿拖拉着地面。两个孩子，被一个身材高大的德国兵一手一个，倒提着腿儿，仿佛提着鸡鸭，拎到了河堤上。小石头从一个德国兵手里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