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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力量的暗中阻挠，他们拥有强大的武器，身居高位……我们本可以成为富裕的国家，现在却身陷贫困。我们到处寻求贷款和援助，实际上却是最大的资源出口国。

而良心却在利益面前被抛弃了。中情局耗费巨金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战，把阿连德丑化成伪装的苏联间谍，工于心计的阴谋家，斯大林式的独裁者。1973年9月11日（与几十年后的“9·11”事件日期相同，俗称小“9·11”事件），在中情局的策划下，控制着军队和警察的智利将军皮诺切特，攻占不设防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总统府。阿连德被击毙，智利被皮诺切特独裁军政府控制。“叛徒们势力强大，他们能够消灭我们，但是不但阻止社会进步……历史属于我们！”——这是阿连德总统临终留言。随后，3200人被迫害致死，8万多人被监禁，还有20万人逃离智利。

发展中国家只能发展不能发达

弗里德曼及其弟子们终于派上了用场，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发展中国家。1975年3月，弗里德曼访问智利。智利媒体像吹捧国际娱乐巨星一样地吹捧他。弗里德曼的每句话都登上报纸头条，他的学术演讲在全国电视上转播。皮诺切特在给他的私人信件中表达了独裁者对弗里德曼的“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芝加哥大学毕业生担任了皮诺切特独裁军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经济部长和央行总裁，建立了皮诺切特—芝加哥学派联盟。皮诺切特忠实地遵循芝加哥法则：把近500家国营公司和银行私有化，近乎免费奉送；容许新形式的投机金融；对外国进口打开大门，撤除关税保护；削减政府支出，但军队支出反而大幅增加；取消价格管制。

结果，1974年，智利的经济萎缩15％，失业率由阿连德时代的2％攀升到20％，通货膨胀率高达375％。皮诺切特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国内充斥廉价进口品，民族企业大批关门，饥荒四处蔓延。到1982年，智利经济仍无法幸免于崩溃：债务激增，恶性通货膨胀复发，失业率飙高到30％。

除了智利，巴西、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厄瓜多尔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与智利如出一辙。美国首先是胁迫那些不合作的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国家领袖们屈服或下台。如巴拿马陶立总统以及厄瓜多尔杰米总统，他们在1981年都遭到了免职。如不奏效则采用暗杀手段。如1960年刚果的卢蒙巴、1969年莫桑比克的蒙德拉纳、1973年几内亚的卡布拉尔、1980年圣萨尔瓦多的罗梅罗、1983年菲律宾的贝贝尼奥·阿基诺、1982年南非的鲁思·福斯特都死于暗杀。暗杀若没效果，则像智利一样发动政变。如1964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权，1971年乌干达的米尔顿政权和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权。通过种种手段，在20世纪60～80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被美国扶持的独裁政府掌控，而芝加哥学派的弟子们则纷纷执掌这些国家的经济大权。

欧佩克国家储蓄的石油美元在1973～1981年间约有4500亿美元都存放在华尔街控制的银行系统。这些钱很多都被借给智利、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与南斯拉夫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给这些国家输血。

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把利率提高到21％，并一直维持高利率政策。高利率意味外债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非洲的尼日利亚的债务从90亿美元激增至290亿美元。智利外债则达到140亿美元。阿根廷债务从独裁军政府上台前的79亿美元膨胀到下台时的450亿美元，到1989年达到650亿美元。300万人口的乌拉圭的外债从独裁军政府上台前的5亿美元暴增到50亿美元。巴西外债从1964年独裁军政府上台前的30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1030亿美元。

支付高利息的唯一方法是举借更多的债。当然这种债务的恶性循环需要一些花言巧语来掩饰，比如债务重组、滚动贷款、追加借款、债务偿还计划等。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从1973年的1300亿美元涨到了1982年的6120亿美元，到2006年竟达到了3。2万亿美元。

包括智利在内的大批发展中国家经济濒临崩溃。但作为金融利益集团与大工业寡头代言人的芝加哥学派却狡辩说，问题并非出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上，而是理论执行得不够严格。仍然残留许多扭曲价格水平的政府干预。其实唯一的受益者是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花旗银行在1972～1974年之间从拉丁美洲得到的净收入从800万美元跃增到2900万美元，同期从南亚、中东和非洲赚取的利润从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