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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道理，对待欺凌和压迫，只要敢于反抗，就是好样儿的。这里面不存在阶级观点。我们不能说：农民反抗地主剥削是积极行动，工人反抗资本家压榨是积极行动，都属于“革命”范畴；而小地主反抗大地主、小资本家反抗大资本家、小官吏反抗大官吏或封建皇帝的欺压，就不是积极行动，就只能算是“狗咬狗”。这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争斗绝对不能同日而语。只要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部分水浒人物的抗争和反贪官，尽管他们不一定就是农民起义，但就其积极性来说，也应该得到肯定或部分肯定。

正因为以宋江为首的部分水浒人物“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皇帝还抱有希望和幻想，因此才会导致后来的受招安，导致后来的全军覆没。《水浒传》的作者没有无限拔高这些人物，而是按照历史的客观规律如实地描写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应该认为这样的写法是现实的、成功的；是在暗示造反必须彻底，不能半途而废。反之，如果人人都像李逵那样大喊“反进京城去，夺了鸟（音diǎo）位，让晁盖哥哥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做小宋皇帝”，不但不符合这批人的思想境界，退一步说，即便他们真的造反成功，也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多制造一个封建皇朝、多增加一代封建皇帝罢了。——还是那句话：让李逵去当太尉，不见得会比高俅强多少。

只有运用这样的观点来读《水浒传》，才不会把这些水浒人物无限拔高或无限贬低；才能够正确地揭示中国封建社会中各路起义军的发生、发展及其失败过程的真实本质和社会意义。

我们说：《水浒传》出版几百年来，存在着误读、误解、误导，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作者施耐庵就有故意误导的动机：他口口声声把善杀人者作为“英雄”来歌颂，把假仁假义的宋江吹嘘为“义士”；其次才是没有读懂马列主义却以“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自居的文痞们，出于他们不可告人的动机和目的，再一次进行故意的误导。因此，我们要大声疾呼：给《水浒传》拨乱反正，还《水浒传》以本来面目，是时候了。

前面已经说过：从本质上说，农民起义是不存在真正的“胜利”的。何况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次农民起义的领导权根本就没掌握在农民的手里，而是掌握在“游民”甚至地主、官僚的手里。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能不简单地说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史。

学过《社会发展史》的人都知道：社会制度的发展，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变，社会制度就不可能改变。多次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你不想让社会发展固然不行，你想让社会尽快发展也不可能。

八、《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3）

原始部落社会，人们聚族而居，生产力十分低下，没有个人财产，过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生活。由于部落战争的失败，一部分人从战俘沦落为奴隶，社会生产开始发展农业劳动，于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剥削和压迫，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两个敌对的阶级。由于奴隶对自身地位、待遇的不满，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出现怠工、破坏甚至武力反抗，于是人类历史中出现了“阶级斗争”。但是奴隶的反抗因为力量的悬殊及认识的局限（不知道打倒奴隶主之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所以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胜利（即便成功，也是换了一个人来当奴隶主，敌对的阶级并没有消灭或变化）。只有在生产力逐渐提高的前提下，开明的奴隶主在不断发生的奴隶反抗下，逐渐认识到：如果给予农奴更多的自由，不但可以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自己也可以更加富足。于是一部分开明奴隶主迫于形势，同时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率先解放农奴，让他们成为佃农：除了交出一定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