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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的学说、戏曲，建议审定戏曲演出剧目和编写新戏。晚年，组织童伶戏班演出，采取当时新兴的皮簧、梆子腔剧种的音乐以及通俗、浅近的语言。一生共编写剧作28种　，死后　辑为《庶几堂今乐》刊刻印行。

窃尝谓是非者，天下之定理，是非存而人心于以不死。自《水浒》戏文出，而是非颠倒，定理亡矣。夫英雄、好汉、义士，美名也，以之加于盗贼，颠倒孰甚焉。

这几位老先生虽然爱发迂腐之论，但这一席话，应该说还是颇为中肯的。

在武侠小说中，宣扬的是“侠意识”。侠意识不承认法律和王权，但是承认“天理人情”。行事的准则，主要按“天理人情”办事，因此他敢于抑强扶弱，敢于跟“国法王权”较量。而《水浒传》通篇所宣扬的，则是“霸意识”。所谓“霸意识”，也不承认法律和王权，但是行动的准则，不是“天理人情”，而是以自己的个人好恶为中心，做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业”。

质言之，“霸意识”就是“强盗逻辑”。任何社会都排斥强盗逻辑，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正因为《水浒传》是一部内涵和背景都很复杂的小说，因此今天的读者阅读《水浒传》，必须具有正确的历史观。

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封建主义制度，至少属于封建主义体系的贪官污吏和官官相护、奸臣当道等现象应该不存在或很少存在了。但是咱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腐朽黑暗专制的封建皇权主义社会，而不是比较民主、比较开明的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制度和思想意识还在影响着、控制着相当大一部分人；特别危险的是居然还控制着很多权贵。尽管帝王已经没有了，有帝王思想的人还存在；贪官污吏不但还有，而且数量众多，有的贪官职务还相当高，对人民危害极大。从理论上说，贪官的产生，根源在于封建主义：凡是贪官，几乎都是某个权贵任命或宠信的“亲信”，成为无人监督的“新权贵”，因为只有独断独行的大官，没有人民的监督，才有“贪污”的可能；如果是“民选”的官，那是人民的公仆，会受到人民的监督，即便他想贪污也办不到；一旦他有贪污行为就要被人民所罢免。《水浒传》告诉我们，像高俅这样的“奸臣”，因为他善于逢迎，才会得到像赵佶这样的“昏君”所重用；今天无数贪官的案例告诉我们，贪官的产生，几乎都是“昏君”们任用亲信的结果。

问题在于：今天的读者看了《水浒传》之后，是不是也会以“反贪官”为由去“造反”呢？尽管在今天的治安状况下，“独坐山岗，自立为王”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但是借口“专与贪官为敌”而组织盗匪团伙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从媒体报道中，我们已经多次看见有一些青少年就以“反腐败”为由，杀死有贪污嫌疑者子女的案例；也有一些“勇士”们则的确因为热衷于用个人的力量去反贪官而被贪官所杀，成了可悲的“烈士”。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水浒传》中除了对“英雄豪杰”的定义作了违心的却是必要的歪曲之外，还有不少糟粕部分。例如把这一百单八将说成是“妖魔转世”；调情的描写和杀人的场面太多（王婆说风情和潘金莲毒杀丈夫，简直是在教人如何勾引良家妇女、如何用毒药杀人）；宣扬天命、迷信和绝不存在的天书及呼风唤雨的本事等等，对少年读者肯定是不合适的。

由于人类的认识水平是逐渐提高的，今天我们多数人不相信神道鬼怪，但是在封建皇朝中，从帝王将相到平头百姓，几乎人人都相信“天命”：皇帝自称是“受命于天”，是“天命所归”，风不调雨不顺的遭难年月，官员们也只知道“哀哀切切，恳求上苍”；仅仅只要倒退几十年，像我的祖父母、外公外婆那一代人，几乎人人都相信“天命”，都相信鬼神。施耐庵时代，所写的《水浒传》中有关于“天命”和鬼神的描写，还奇怪么？从小说的描写看，宋江倒是一个不迷信的人：他先制造关于“天书”的神话，接着假造一块什么“上天降下”的石碣，上面刻着一百单八将的名次，从而取得了自己“领袖”的地位并避免了众弟兄因为“座次”高低而发生的内斗。不论这是施耐庵的主意，还是宋江的主意，都应该认定这是他们在利用封建迷信为自己服务，为“梁山泊集团”的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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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6）

简短的结论：作为中国俗文学的《水浒传》，从它的发生、存在到今天，已经好几百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