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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北洋海军发布戒严令。”

这也不过是流言飞语。

神尾少佐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现在已无从判定。

不过，说陆奥宗光不知道这是误报，因而以此为判断局势的一种依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深知中日间外交关系底细的陆奥外相，岂能不清楚清政府的避战态度？何况对于神尾少佐的电报也应该对照事实，略加折扣，才能作为参考。当然，也可能是参谋本部的阴谋诡计。

陆奥内心里对神尾的情报肯定是不相信的，只是为了开战，必须多多积累形势紧迫的情报。

清政府从理论方面把日本逼入困境的前提是，“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而日本则反驳说：“不，那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祸根还远远没有挖出。”两国站在不同的“前提”下，一方主张撤兵，一方主张继续驻扎。

神尾少佐的情报给御前会议的空气以强烈的影响，这正是陆奥所希望的。御前会议上决定放弃日中提携的方针，由日本单方面以武力为背景，进行朝鲜改革。

6月22日，日本外交部的加藤增雄书记官被派往朝鲜，带去一封绝密训令——“按今日之形势，衅端已开，交战在所难免。因之，只要曲不在我，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制造开战借口。”

附带要求是要使我方不负挑起战端之责。总之，即使勉强为之，也要促成开战。

日本政府的意图传达给朝鲜的大鸟公使。23日，公使催促大岛少将所指挥的混成旅团开进汉城。24日，在仁川待机的旅团主力向汉城开拔。

军号声嘈嘈，太阳旗猎猎，昔日被视为软弱派的大鸟公使也转变为坚定派了。

英俄介入

甲申政变之后，日本的竹添公使曾感慨万千地说：“吃了袁世凯的亏。”而甲午事件（东学之乱后紧接着的中日战争），吃亏的是袁世凯。也许用“受蒙蔽”来形容他更确切些。

日本政府并不是有意要蒙蔽清政府的当事者，只是采取了两面手法：陆奥外相强硬，大鸟公使软弱。

这倒不是特意分担角色，故意用两面手法迷惑对方，而是自然形成的，具有很强的蒙蔽力。

加藤增雄书记官带着绝密训令到达仁川，是6月27日。

加藤22日出发，23日在下关又接到一份追加训令。

日本的混成旅团主力进驻汉城，闵泳骏立即来会晤袁世凯。

“日本要干涉朝鲜的政治。”闵泳骏把话停住，两眼有些湿润了。过了一会儿，他苦恼地说道：“听从日本的干涉会亡国……而不听从……仍然要亡国，现在已经是这种状态了。汉城里到处是日军……想要不让朝鲜亡国，只有中国发来援军。牙山才有两千清兵，你知道进驻汉城的日军是多少吗？”

袁世凯拿起桌上的记事本，读了起来：

“将官大岛少将一人，佐官十六人，尉官一百八十七人，还有，下士官五百八十四人，步兵五千八百二十二人……此外，从卒、输卒、马卒……总计……是……”

“总计超过八千哪，八千……”闵泳骏焦急地说道。

“八千？”袁世凯咬紧嘴唇。

“两连队步兵、一中队骑兵、一大队山炮、一中队工兵，还有卫生队、辎重兵队、宪兵……野战医院都准备好了！还有兵站司令部……”

“甚至连医院……”

“请你给北洋大臣发个电报吧！我去天津走一趟，向李伯要求派兵。”

“我会给你往天津联系的。在这里，也需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袁世凯说道。

不管闵泳骏到天津怎么央求，从目前的情况看，李鸿章是不会下决心派兵增援的。这一点，一天发出、接到数封电报的袁世凯心里比谁都明白。李鸿章这时仍期待列强对日本加以责难和干涉。袁世凯虽然觉得这是幼稚可笑的，但也无法使李鸿章改变。很明显，即使闵泳骏奋不顾身去央告，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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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山雨欲来（14）

“在这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是什么意思？”

“限制金嘉镇等人的活动！”

朝鲜政府领导者当中，亲清派占多数，亲日派是少数。亲日派里最引人注目的，要属金嘉镇。

清政府接受朝鲜政府的要求派了兵，而日本因为清政府派了兵，于是也依据《天津条约》派了兵。撤兵的时候，日本也要按照这个顺序，真是一个奇妙的论点。让谁来评论，这也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