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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足，讲究财利并不错，但求利要合于先王之道，不能枉尺直寻，不择手段。那样，不但解决不了财政问题，只会叫老百姓怨恨，闹出乱子。最后，安石又直截了当，请孙大人收回成命，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信是叫个得力差人直接送到杭州交给司谏本人的。很久以来，上下关系早就固定成模式了：下面只知道顺从上级，讨好取媚；上面听惯了顺耳的话，偶然听见不同声音，则张口结舌，勃然大怒。结果，下情不得上达，上面恣意妄为，不到彻底垮台，绝不会偃旗息鼓。幸好孙之翰自己是谏官出身，还能容忍安石的直言犯上，且对他的勇气与辩才留下了不算坏的印象。至于收回成命，自然不可能：朝令夕改，还成政府吗？虽不收回，却也从此不再追问了。

这政令的事，不问，也就无异于收回了。主簿、县尉见上面不再追问，自己因为有前科认不了真，见安石又一丝不苟，也不敢生事，而且还要共事，图个‘和为贵’，将来一起奔个前程。只有傻角才会顶牛，互相拆台。两个先自心悦诚服顺从了安石，再不来盐务挑刺、找外快了。差役们看见两个头儿缴械投降，哪里还敢较劲，也悄悄收了兵。没有赏钱，还不讨好，谁没事还找那麻烦去告人？告状的也悄悄歇了。小民们得了实惠，仍旧悄没声儿地贩他们的私盐。原本就都是小本买卖，又有言在先，自然也没人去大弄。闹得天翻地覆的盐政，居然就这样风息浪平了。想想前后，安石感慨最多的还是：从政与做学问，实在太不一样了！治政，更多的可能还是经验，学问倒在其次。这次釜底抽薪抽得这么成功，全是元吉的主张。他可没有多少学问，而一个大学问家，也未必能提出这么合适省事的办法，来恰到好处地化解一场风波。这政治，可真是深不可测！

由这次百姓与朝廷利益的纷争，安石又想到一个问题：这国家与百姓，究竟谁养活了谁？是国家养了百姓，还是百姓养了国家？

盐从灌水到晒卤，到成盐，再到运输，哪一样不是老百姓自己动手做的？只有海水，才是天地所产。只因为国家榷卖，老百姓辛苦所得的东西，才成了犯禁的罪孽。国家无财不立，榷卖或者也无可厚非，可这谁养活谁的道理也不能弄颠倒了。否则，就会视百姓如草芥了。这话古人也说过。《礼记》就曾说：“君者所养，非养人者也。”《论语》中记的有子的话，不也说“百姓不足，君孰于足”？可见，古人是很懂这个道理的。只是如今不行古道，不行先王之法，将它完全忘了，以至于听起来反倒像是奇谈怪论了！

安石又往下想到：既是老百姓养了国家，生财之道也就只有一端，全在百姓的辛苦。国家要是只打百姓饭碗的主意，只能越打越少。到头来，老百姓只能作奸犯科，拧着来了。这样治国，只会越治越糟。安石突然想到一个比喻：一家子关起门来做生意，不让一个外人进门。老子来横的，儿子的东西全叫老子占了。老子富了，儿子成了穷光蛋，这一家能说是富吗？一个大子儿也没多呵！想着老子如何霸道占了儿子的东西，有了东西又如何洋洋自得，以为从此就是天下第一大富翁，安石禁不住嘻嘻地笑了。

可很快他又沉重起来。

要富国家该先富百姓，要富百姓得先发展生产。这么个浅显的道理，怎么就没人明白，只会在百姓碗里抢食呢？

他不由得深深叹了一口气。

安石猛然想起了马运判。

马运判名遵，字仲涂，做着江淮、荆湖、两浙制置发运判官。这马运判因为经略发运，知道国家的经济命脉已经捉襟见肘，曾与自己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虽觉着总有哪儿不对，一到具体，就说不出所以然了。现在总算有了明晰的答案：国家之失，失在生财之道不畅。

大宋遗事　第二十四回（5）

他记起了运判当时那种急切而又不能不有所失望的目光，赶紧铺纸研墨，给运判也写了封信，详细诉说了自己的思考与发现。信中写道：

运判阁下：

比奉书，即蒙宠答，以感以怍，且承访以所闻，何阁下逮下之周也！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与？在阁下之明，宜以尽知，当患不得为耳！不得为，则尚何赖于不肖者之言耶！

……